萧山记忆 ▪ 城市故事 | 五代人的求学路 见证萧山教育事业发展史

　　钱志祥，1946年出生，杭州萧山人，中共党员，自修大专学历，1960年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曾任生产队（村民小组）、大队（村）会计；1970 年后历任公社广播站编辑、公社党委委员、萧山县（市）农办副主任；2003年起，被聘任为《萧山市志》副主编，现任《萧山区组织史资料（第六卷）》《中国共产党萧山历史（1978—2012）》编辑部编辑。

　　曾祖父和祖父的受教育情况

　　采访者: 钱老师，您好！我们想就萧山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采访您，主要是从您家族受教育的经历这方面来谈。先请谈谈您曾祖父和祖父的情况吧。

　　钱志祥: 我的曾祖父原是绍兴钱清镇农村人，1862年他到钱清镇上赶集，被太平军抓了做挑夫，从此随军行动。1864年，太平军在江西被打散，曾祖父用了半年时间逃回钱清老家。 由于当时清政府在清理“长毛余党”，而曾祖父又曾被迫做过太平军的挑夫，在钱清待不下去。于是，在高祖和其他亲朋的帮助下，24岁那年，他孤身一人移民到今瓜沥镇运东村，以开垦钱塘江故道的沙地为生。据说他没有上过学，但靠自学有了一些文化，后艰苦创业打下了今瓜沥运东钱氏家族立身发展的基础。

　　我的祖父约上过4年私塾，后承父业以种地为生，自学文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的字迹我只在家中曾经留存的水桶、竹箩等农用器具的外侧上看到过，上面有他用黑漆写的漂亮大楷“忠孝堂钱”“彭城群钱”等字样。可惜年代已久，这些用具早已没了踪迹，祖父的字迹也失传了。

　　父亲上了三个月私塾

　　采访者: 请您详细谈谈您父亲的受教育情况。

　　钱志祥: 1927年，爷爷因病去世，刚上了三个月私塾的父亲便因家中无钱供学而失学回家。15岁那年，兄弟分家，父亲与祖母、年轻的三姐、年幼的小弟4人组成一家，父亲担负起家庭的重任。但仅靠几亩薄地难以维持老母亲和年轻姐姐、年幼弟弟的温饱，他就到瓜沥镇上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偷学财务与珠算，自学成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3岁那年，他到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当书童，为老师泡茶打水，有时随老师外出，为老师拎包当临时“秘书”，据哥哥写的回忆录记载，父亲主要为院长林风眠拎包当随从“秘书”，可能时间一长有了感情，林院长有时还允许父亲到课堂听课，丰富了他的文化知识。由于在校当书童每月的薪金只有3个银圆，难以承担一家的生活费用，好在萧山瓜沥镇有几人在上海办小厂，他们需要会记账的人。而父亲在当学徒时偷学过财务、珠算， 在杭州当书童时又自学文化，有了做会计的文化和计算基础。于是，他被招入上海一家由萧山长沙乡人邵凯标创办的漂染厂当会计。由于厂小不能全脱产，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完成财务工作，同时努力自学文化。到我上学会看信时，父亲通顺的语言和漂亮的楷体字已被周边有文化的人所认可。

　　第四代自修高等教育

　　采访者: 请您谈谈您的曾祖父到萧山沙地开垦后第四代的受教育情况。

　　钱志祥: 我们五兄妹是曾祖父到萧山沙地开垦后的第四代。

　　我的哥哥自学成才，是我和弟弟、妹妹的楷模。哥哥出生于1939年，20世纪40年代末上小学，1953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从事农业劳动，真正在学校上学时间是5年。他辍学后不忘自学，经常步行3公里到瓜沥镇的扫盲速成班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被招为瓜沥如意乡农村信用社的临时工，据他回忆，当时他每月15元工资，5元作为伙食支出，其余全部买书阅读，努力自学。1954年我上小学时，他的字已经写得很好，是一手漂亮的魏体。1956年，17岁的哥哥先后任如意乡七社会计、如意高级社会计、东方大队会计。他一边认真工作， 一边继续努力自学，文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1958年，他被提拔为国家工作人员，任瓜沥大公社的财务辅导员、总会计、中共瓜沥区委秘书。工作的变动和视野的拓宽，使他感到文化基础的薄弱，因此更加努力自学。1972年后，他被提拔至萧山县委办公室工作，1977年任萧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任萧山县委办公室主任，成为萧山县委的内务管家、主要的笔杆子。1985年，国家实施教育体制改革，举办党政干部自学考试。47岁的哥哥报名参加由杭州大学举办的党政干部高等教育自修课，与一批年轻的学子们在节假日到县委党校听课。第一年写作课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进行补考才及格。1989年，他完成了12 门课程的学习考试，拿到了由杭州大学和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专文凭。1988年5月后，他被提拔至杭州市委任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秘书长，依然自学不止。1999年，哥哥退休，杭州日报社聘请他专为报社写政论性文章。

　　我是家里的老二，8岁上了村办小学。我记住了父母和哥哥对我的教导，从小学一年级就怀揣今后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想，在6年的小学生活中，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三名。在此期间，我通读了哥哥的藏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和很多革命书籍。我的小学是分两个地方读的，一至四年级在本村的运东村小学读，五至六年级在邻村的东方大队读。1960年9月，我小学毕业后考上瓜沥中学。其时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到来，粮食等物资奇缺。我家人口多，困难更大，每天低标准的饮食“瓜菜代”也难以保证， 每年我家都是队里的“倒挂户”，即欠生产队的。那年11月，我只上了两个月初中，持家的母亲毅然决定让14岁的我和两个10岁的妹妹辍学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以获取少量的劳动工分，在生产队里多分一些粮食。我从小爱读书，是多么地不愿意离校，但没办法，母亲说吃饱活命总比读书要紧，我的大学梦碎了。不得不辍学后，我得到了一个以后让我认为十分幸运的工作，即担任有66户人家的生产队会计。就是这个当时令我感到很困难的工作，才迫使我持续自学文化知识。

　　我们兄妹三人参加农业劳动后的第二年，我家就不再是欠生产队的“倒挂户” 了。

　　我任会计的生产队有66户人家，有现金日记账、分户明细账、分类账3本账簿。大队经常要组织各生产队会计进行集体查账和互相核账，那只我上学时背的旧书包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工具。我背的那个书包是个军用背包，草绿色的帆布包，右下角有一个拇指大的洞。听母亲说这个书包是一位土改工作队的马姓叔叔送给哥哥的。它能装3本账簿和一面算盘， 我就背着这个旧书包往来于大队、 生产队之间，这样我又背了4年。1964年，弟弟要上小学了，母亲对弟弟说:“你两个哥哥背个旧书包都背出了好成绩，这只书包旧是旧了点，但还可以用，读书是读知识，读书不好书包背得再好也没用，现在我们经济上还不宽裕，你还是再背这个旧书包算了。”于是这个由20世纪50年代“土改叔叔”背过的旧军用包，哥哥背了4年，我背了10年，现在又成为弟弟的书包，他背着它上完了小学、初中、中专，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了大西南，据说这个旧书包随他去了边陲城市——贵州都匀市。弟弟调回萧山以后，我再也没有见着这个旧书包。从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叔叔”送给哥哥起，至20世纪80年代初弟弟调回萧山，这只旧书包已为我们服务了30余年，也确实到了它该退休的时候了。

　　如今，每当我拿起书本准备阅读的时候，还会回忆起那个由“土改叔叔”送给哥哥、我们兄弟三人都背过的旧书包。那个旧书包里装的课本知识，为我们三兄弟奠定了文化基础，持久的自学使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都成了大学生。当然，我们没有条件上全日制大学，而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国家教委承认的自修大学大专学历。1978 年后，我看到学生背着的书包年年在变，由布书包变成帆布书包，由单色书包变为多色书包，由小书包变为功能齐全的双肩书包，有的由国产书包变为进口书包，感慨不已。书包的变迁证明时代在前进， 国家在强盛，生活在改善，教育得到重视，观念在更新。不变的道理是书包的新与旧和知识长进与否不存在必然关系。 母亲没有文化，在生活极其困难的年代，她以“读书是读知识，读书不好书包背得再好也没用”的浅显道理，说服我们背着旧书包上学堂，家里走出了三个自修大专学生。

　　离校后，我一边记账做好财务工作，一边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同时继续坚持读书自学的习惯。每到雨天生产队放假时，我会步行3公里到瓜沥镇、靖江镇的新华书店“白看书”，即只看不买，因为没钱买。哥哥的藏书我看了一遍又一遍。1966年我担任大队的企业会计，1968年又担任大队会计，除了仍坚持去镇上的新华书店“白看书”外，我还坚持看报，每天都把大队订的《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看完。1970年，我被提拔到公社任广播站编辑，1978年又担任公社的党委宣传委员，这两个职位对文化的要求较高，促使我加大自学的力度。同时“白看书”的习惯不改，在这10年里，我除了学习有关本职工作的专业书籍外，还通读了《中国通史》《 资治通鉴》和大量的中外文学书籍。此时，我觉得自己已无缘大学梦了，因为我已经成家有了两个孩子，妻子没有固定工作，家中的经济较为困难。

　　1979年，我被提拔为国家工作人员，到萧山县委办公室、县委农工部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在浙江招收学生，分配给萧山一个名额，单位领导推荐了我。当时我又喜又忧，喜的是从小梦想上大学的机会终于来了，忧的是我工资低，两个孩子在上学，而妻子的收入也少，难以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和照顾年迈的父母亲。这样喜忧并存地过了约一个月，人事科长又找我谈话，他说你不能去北京读书了，因为招生的条件其中之一是，学历至少在初中以上，你只是小学毕业，不符合中国人民大学的招生学历要求。我的大学梦又碎了，但这次不能上大学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现实条件不允许我北上深造。

　　当我对上大学完全不抱幻想时，圆大学梦的机会还是再次降临了。

　　1985年， 国家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年，杭州大学举办党政干部基础课培训，萧山的授课地点在县委党校。我和机关里一批同样在年轻时无缘上大学的同事报了名，和我同时报名的还有只上了5年小学的哥哥，后来中专毕业在贵州工作的弟弟调回萧山，也加入了自修大学的队伍。学校给我们的课本是经过浓缩的“白皮书”，也有需缴费的原装书，主要课程有《常用文写作》《大学语文》《逻辑学》《中国历史》《中共党史》《 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 等。 老师每个周日给我们上一堂课，其余均靠自学。开课的第一年考 《常用文写作》《大学语文》《中共党史》。那时，我妻子在城区的联合商场线厂门市部上班。门市部是瓜沥镇运东大队办的线厂设的，主要销售各种缝纫用的棉、涤线，我因每个星期日需给在瓜沥中学读书的儿子、女儿准备一周的蔬菜，因而经常缺课，只能靠夜里和白天空余时间自学。我只有小学学历，虽然经过20 多年的实践会写一些文章，但对语法修辞、标点符号、文言虚词等一知半解。好在我以前读过不少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书籍，还通读过《中国通史》《资治通鉴》等历史书。在第一年考试中，《大学语文》及格，《中共党史》考了个中等，《常用文写作》只考了56分，不及格。

　　这次考试成绩不甚理想，使我认识到光有写作实践不够，要知道基础理论的不足，像我这种只读完小学的情况，好比建房时没有筑实墙基，基础不实。因此，在次年的学习中，我加大了自学的力度，上班时也抽空看一些自修大学书籍，每天晚上看到10点多，下乡时一有空就翻书本，背名词、概念，与自修大学无关的闲书一律不看。这一年的考试是考《逻辑学》《中国历史》《哲学》，三门课程中我通过了《中国历史》《哲学》的考试，反而是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学习的《逻辑学》只得了48分。第三年是考《科学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及其他课程，同时补考《逻辑学》。这一年的考试，当年三门课全部及格，然而《逻辑学》只考了56分。我没有学过数学，更没有学过外语，26个英文字母认识不了几个。而逻辑学与数学关系密切，《逻辑学》两年不及格，表明我的文化基础太差。

　　此后，与我同时进自修大学的多数同志毕了业，拿到了杭州大学颁发的大专学历证书，我与少数同志不能如期拿到文凭。我下决心攻克 《逻辑学》，把自学的精力放在《逻辑学》这门课上，每天一有时间就翻开书本阅读概念，练习考题，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考得好的同志求教，到书店寻找各种与逻辑学相关的书籍。 经过两年的复习，1990年，我终于通过了最后一门课《逻辑学》考试，虽然只有61分，刚及格。

　　经过6年努力，我通过了12门课的考试。这6年中，我体会到了自学之苦， 那几年也是农村改革最为关键的阶段，我在单位里算是相对年轻的，所以我是下乡工作队的常备队员，也是下乡调查后的调查报告起草员。在公事、家事、自学三者面前，公事必须完成，家事也要兼顾，自学多数放到夜里。1990年6月30日，我终于领到了杭州大学、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专文凭。

　　至此，我们三兄弟都通过自学获得了大专文凭，成为1864年我们高祖迁至萧山北海塘北开垦沙地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个学历，在如今连硕士生、博士生也不稀奇的年代，是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对我们这批连小学也没有条件读的人来说，可是一件大喜事，通过自修大学获得大专文凭，证明我们既有工作实践能力，又具备了相应的知识水平。

　　过去每一年填报干部履历表，在“文化水平”这一栏中，写上“小学”二字， 我内心总感到自卑。1990年年底，在填报党政干部履历表时，我终于可以在“文化水平”这一栏中自豪地写上“大专”二字。上小学时萌生的大学梦，我在35年后终于圆了。

　　弟弟是我们五兄妹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55年。他赶上了生活最为困难时期的尾巴，即“三年困难时期”的“瓜菜代”年月，好在上面有父母和哥哥、姐姐担当着，所以他吃的苦相对比我们少。弟弟在我们的大队里上完小学和初中， 初中毕业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生产队会计。1975年，他的好运来了。那时实行成分论，即从最贫困、最基层选拔人才。那年，杭州一家中专学校招收工农兵学生，弟弟幸运地被招收为这家学校的学生。这是我们运东钱氏家族第一位全日制的中专生，我和哥哥骑着自行车送他去学校，我俩想读中专、大学的梦在弟弟身上实现了。弟弟在中专学校读书期间，我去过他学校几次，给他送东西。有一次趁还有一点空，我在红墙黛瓦、绿树成荫的校园里走了一圈，想想自己这一辈子不可能再进这样的校园读书，心里很不是滋味。

　　弟弟中专毕业后分配到贵州一家军工企业任会计，在那里一住就是9年。20 世纪80年代中期，弟弟调回萧山，到县人民法院工作，曾任法院的办公室主任。20世纪90年代，弟弟从萧山市人民法院调到市财政局，从预算员做起，历任预算科长、财政局副局长。其间他也加入高等教育自修队伍，进行艰苦自学，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拿到了大专文凭。

　　只读了两年小学的两位妹妹没我们幸运，一辈子在农村当家庭主妇。好在晚年国家送了她们“三个儿”，即养老保险卡、医疗保障卡、公交免费卡，再加上儿女孝顺，夫妻和睦，生活也非常幸福。

　　第五代逢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

　　采访者: 请您谈谈您家族中第五代的受教育情况。

　　钱志祥: 我们5兄妹共养育了11个孩子，是钱氏家族第四房的第五代。他们上学时，已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

　　我的儿子有了大学本科学历。儿子是1978年上的小学，那年他9岁。在村办的运东小学读书，当时的学校教师多是民办教师，学历不高。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瓜沥的初中、高中，1989年高中毕业，但是没能考上大学，这是我一生中比较遗憾的事。因为我没有机会上全日制大学，我与妻子下定决心省吃俭用也要让两个孩子读完大学，让我们的梦想在子女一代实现。我后来分析两个孩子没有考上大学的原因是家里经济困难，他俩除读书外还要帮做家务，有时还要自己做饭，更没有经济能力像现在的孩子那样上补习班。儿子虽然没能考上大学，但自学的积极性很高。1990年，他进入萧山一家银行做临时工，除完成业务工作外开始自学书法。两年后，这家银行分给萧山9个招工指标，经过考试后可招为正式职工，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儿子考上了，成为这家大银行的一名正式员工。经过多年的工作和自学后，他逐步从一名普通员工提拔为科级领导、处级领导、银行的一把手。那时，国家的教育改革已实行多年，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践也使儿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文化跟进的必要性。他加强了自学的力度，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学习。除了自己看书外，还接受了高等学校的函授教育。在任科级、处级领导期间，多次到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培训学习。

　　我的女儿也是自修本科毕业。女儿比儿子小1岁，也是1978年上小学，1989 年高中毕业，同样没能考上大学。1991年，经考试与政审进入当时萧山最大的商场“江南大厦”，任文具柜业务员。由于好学又工作认真，没几年就被提拔为柜组长，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可惜江南大厦在后来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关闭，女儿一度失业。她后来被萧山农业银行招入，从事信贷工作。工作实践使她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于是她也进行艰苦的自学，并获得了回报。她如今是萧山一家银行下属支行的行长。

　　其他至亲后代的受教育情况也不错。我哥哥有三个儿子，受特定时代的影响，都只读到初中，高中就参加工作了。改革开放后他们刻苦自学，也都有了中级职称与学历。弟弟的女儿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得研究生学历。大妹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均是高中毕业后再经自学，在集团型企业工作。二妹的三个孩子，大女儿高中毕业后进入医疗单位工作，经自学有中级技术职称，二女儿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小儿子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所以，我们四房第五代11个孩子中，出了2个自学本科生，3个全日制大学本科生，6个有中级职称的高中生。

　　我们四房的钱氏家族第六代有11位接班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已有7个全日制大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教育发展时说:“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为教育强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家的教育发展史，是家乡农家受教育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缩影。常说“一滴水见太阳”，从教育的发展中，可看到国家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现在，我们国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科学技术已位居世界先进行列，国内建设日新月异，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已进入小康。这与党和政府持久重视教育，培养有才能、有责任感的新一代密切相关。

　　我的感悟

　　采访者: 结合您的学习、工作经历，您对萧山教育事业发展有哪些期许，又有哪些建议呢?

　　钱志祥: 萧山教育事业繁花似锦，一片兴旺。面对未来，萧山的优势在教育，潜力在教育，希望也在教育。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充满信心，我们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强化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质量，全力抓好每一类教育，让各类教育得到统筹协调发展；着力办好每一所学校，让各类学校得到优质均衡发展；老师们应尽力教好每一位学生，让各类学生群体得到公平健康发展。

　　（本文采访于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