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故事 | 萧山城区发展与百姓生活变迁

口述者：朱淼水 采访者：郑重 李永刚 整理者：郑重

朱淼水，1945年出生，浙江萧山人，年轻时干过十七个行当。1982年开始从事萧山地方史志工作，曾任中共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9月退休，曾被评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个人。

衣着方面的变迁

采访者：百年来，萧山城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请您谈谈衣着方面的变化。

朱淼水：以前萧山人穿的衣服多为自家缝制，从纺花织布到裁剪手缝，是家庭妇女的本分，她们称之为“女红”。

棉花是萧山沙地的土产，里畈人（萧山北海塘以南地区称为里畈）一般用粮食调换。当时的人起早摸黑忙一天，可织两三丈土布。布很粗，很厚实，也很耐磨，抗日战争时因一般机械纺织厂停产，萧山的土布盛行一时，很出名，织出的布大大超出自用的范围，成为许多农家的一项副业，销往整个浙南地区和广大抗日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被城里人喜欢，土布可用作棉被的里子，也可缝制内衣。

萧山以前盛产苎麻，是制作夏布的基本原料。棉花最早种植于中原，700多年前才传入萧山，以被人称为“陆地棉”的品种为主，产量很低，亩产皮棉只有十几斤，最多二三十斤。所以，以前的萧山人，除官宦殷富人家外，大多穿苎麻织成的麻葛布衣。

衣服式样在早期不论男女均为大襟，男性在后来才有对襟短衫，下身除裤腰宽大的团团裤外，还外套围身水裤。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最穷困家庭的男人，在一生中也会有一件长衫，这是当新郎或“出客”时必须穿的。读书人、生意人，以及其他非体力劳动者，平时也多穿长衫。到清朝时，男性上身又添了马褂，以示庄重。女性服装样式在民国初期以前都为大襟喇叭式、齐膝长，考究的沿大襟边缝上一条花色布作花边，下穿长裤，出门出户外套一条很宽大的长裙子。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旗袍传入萧山，在城镇的中青年妇女中开始流行。解放初，萧山开始流行机织的斜纹布，式样有中山装、日本传入的学生装、苏联传入的列宁装等；女性也开始穿列宁装和连衣裙，青年还穿一些浅花格子的衬衫。这些都是当年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风气。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化纤、的卡（的确良卡其的简称）布料，但要凭票领取，非常时髦。但衣服式样还是以中山装为主，西装是改革开放后才普及的。

以前劳动人民生活穷困，一般衣衫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的还要传代。巧媳妇在过年过节时，为使孩子图个“新”，就将旧衣拆开，重新染色，再翻转缝制成“新装”。但有些特别穷的人家则是终年衣衫褴褛，孩子多的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有的姑娘长到十多岁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出门只能向别人借。这样的情景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我具体谈谈我家人的衣着变迁，我父亲衣着简单，一年到头劳作，平时都穿打补丁的工作服。他结婚时穿过绸缎做的长衫马褂，后淘汰。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去世，大约只做过三套“出客衣”。一套是刚公私合营时，他用藏青色卡其布做的中山装；一套是60年代初期流行的，他用一般布料做的灰色中式服装；一套是他晚年做的藏青色的卡中山装，其他都是旧衣旧裤，内穿的毛线衣等，都是几十年不变的旧东西。

我母亲年轻时做过演员，穿过时尚的旗袍，也穿过丝绸做的衣服。她原是萧山城内有名的大户安仁当当铺的丫鬟，出嫁时当时主持安仁当的太太王慧芳，原本也是穷苦人出身，将我母亲认作干女儿，因而也弄了点简单的陪嫁嫁妆和绸缎衣裤等。她成家后，在衣着方面改穿一般市民阶层的时令（一种浅蓝色的棉布）布衫，或者穿用斜纹布做的大襟衣服（这些布当时统称“洋布”）。20世纪60年代后，她穿过灯芯绒和呢料做的对襟衣服。她晚年时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倒时常穿些新衣裤，但都是一般的布料，大多为化纤面料，价格便宜。

我本人年幼时穿的还都是老式长袍、棉袍等。上学后才穿一般布料的中山装，有的还是土布，因为国家发的布票有限，常穿打补丁的衣裤。1962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与同学拍了一张合照，好几位同学都是穿打补丁的衣服，我也一样。过年要穿新衣服，也是把旧的衣服拆开，买点染料染一染，翻个面重新缝制成衣，也就成了“新衣服”。所以，在穿衣上，我们这一代大多经历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初，我因参加体力劳动，即使穿的新衣裤，为了防止磨损，也要先在膝盖、肩头等处打上补丁。当时，我近视度数还浅，可以不戴眼镜，头戴一顶小毡帽，穿着单衣对襟布衫，腰间系块搭膊，脚上穿山袜加草鞋，完全是体力劳动者的衣着。何况当时要买一件新衣服确实是很难的，除非有些家庭原来有点底子，可穿一些上档次的服装，如呢料或在当时是非常上档次的哔叽。而像我的家庭，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改革开放后，化纤织品增多，20世纪80年代初西装开始流行，记得当时我的工作单位给职工发西装，大家感到非常时髦，但很快西装便成了普通服装，不再有穿打补丁的衣裤了。可我妻子比较节俭，20世纪70年代，她常弄些服装厂丢弃的布角、碎布，用缝纫机七拼八凑地拼成床单、枕套、棉背心等。改革开放后，市场上常有廉价的中老年服装出售，妻子买衣服，基本上买这些廉价服装，如今仍然如此。我们夫妇从未购买过高档的衣裤，穿的方面，我们家基本上由我妻子购置，但出于勤俭，她看的是价钱便宜，没有质量和品牌意识。因此，我们夫妇至今也没有一套上档次和名牌的服装，倒是我们的子女，在穿着上跟着潮流。

饮食方面的变迁

采访者：接着请您谈谈饮食方面的变迁。

朱淼水：我先说早餐，早餐在萧山老百姓的心目中，过去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早餐对穷苦百姓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倒不是不想吃，而是没有得吃。因为穷困，吃了上顿无下顿，平常日子吃的是“扁担饭”，就是一天只吃两餐，“铜柱饭”（即敲锣的那根锤，也就是一天只吃一餐），所以无所谓早餐不早餐。

但从一般情况来讲，旧时萧山人的早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早餐是菜泡饭。即以隔夜冷饭加青菜，或再加点冬咸芥菜，熟后加点盐即可食用。家境较好的外加点猪油，但味精是没有的。旧时味精多从日本传入，称“味之素”，用一个小小的扁瓶盛装，价格不菲，一向以节俭著称的萧山老百姓是不太问津的。第二种早餐是粥，有米粥、菜粥、麦粞粥、萝卜粥、豇豆粥、南瓜粥等。有些饭店、点心店还供应肉骨头粥。煮粥有一个小诀窍，以前烧饭都用柴灶，灶下有个灰仓，有时人们特意在灰仓中留点余烬，将米和水放入陶罐，煨于灰烬中，一般到第二天清晨，罐中的粥也就煮熟了。还有一个办法，那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热水瓶，先将米淘好，放入热水瓶，冲上开水，第二天早晨也成了粥。第三种早餐就是糊涂，就是类似糨糊状的食物，有米粉糊涂、麦糊涂、六谷糊涂等，最难下咽的是糠糊涂，其中还要加青菜甚至野菜等。这种糊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萧山穷困百姓最为寻常的早餐，荒年时连一天两餐糊涂都喝不上，只能忍饥挨饿。但在农忙季节也有例外，如条件允许，一般农家早餐也吃干饭，为的是耐饥好出力。

对于萧山城里人来说，早餐也有花色品种，如豆浆、油条、烧饼，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必须花上几角钱。所以多为公职人员或是上等职工才舍得吃，一般打工者是吃不起的。他们一天的工资不过几角钱，总不能把一天血汗钱的1/2或1/3用于买早餐。城里的点心店当然也有肉馒头、糖馒头、油沙馒头、印糕麻糍、条头糕、松花饼等。经常有不懂事的小孩，对着热气腾腾的肉馒头咬手指，为父母的不忍心，有时也会掏几分钱买个肉馒头。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讲已经很不错了。特别是跟着大人进城的农村小孩，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高级的享受。其他面点，如馄饨、面条、年糕等，也都是很好的早餐，但一般的公职人员大多也以几分钱的“阳春面”（即光面）或菜沃面打发，只有极少数的过路客商或店东家为请客而吃肉丝面、片儿川的。点心店为招徕生意都使出绝招，尽力把点心制作得精细好吃。旧时萧山城里潘凤林的糖馒头、陈春记的肉馒头、李春记的阳春面、知味春的片儿川、戚士林的馄饨等，都是知名的风味小吃。但食客是不多的，店家的收入也只能是糊口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早餐与过去是大相径庭。尽管有许多上年纪的人，还改不了“泡饭加酱菜”的习惯，但已外加牛奶、鸡蛋等。对孩子们来讲，早饭已被他们称为早点，花样繁多。以前劳动人民吃早餐，只求一个饱；而现在吃早餐，讲究营养配置合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旧时萧山人的饭菜，要不是灾荒年间，县城居民和水稻区的农民通常是三餐米饭，而且总要剩点“冷饭头”，因为纯米烧的饭不“涨”，必须要在生米中加点冷饭，出饭率才高，因此称剩余冷饭为“饭娘”。但也有例外，如隔夜冷饭太多，早上就光用剩饭放在镬里炒一炒，叫作“炒冷饭头”，或者把冷饭放在镬中加少许水烧一烧，称之为“焖饭”，但味道总不及生米烧来的香。至于“下饭”的菜，普通家庭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是干菜、腌菜、萝卜干、霉菜梗等。“下饭”的菜一般放在饭镬内的饭架上蒸，上盖高镬盖，饭熟，“下饭”的菜也就熟了，这比现在又煎又炒要省事得多。

这些“下饭”的菜蔬大多是自家制作，如干菜，多用芥菜放在阴地上堆黄，用盐在陶缸里腌制，到一定时候取出洗净，再拿到太阳下面晒干收藏。这功夫非得有半个月到一个月不可。腌制咸缸菜更是一年一度的“大事体”，必须先将大白菜晾干堆黄，切去菜篰头，再用稻草捆作一个个小把，放在大缸中由男人择农历单日，赤脚反复地踏，每放一篦菜加一些盐，大致一百斤鲜菜加一斤至二斤半盐，要踏好久，直到踏出菜汁、满缸为止。大户人家用七石缸，一般也用大缸，这一缸菜可是普通人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下饭”菜。霉苋菜梗的制作，必须等到苋菜抽秆如人高，茎内肌肉充实的时候，去叶取梗，切作寸许长短，洗干净后用盐腌藏于瓦坛中，待其发酵即成。当年野地里生长了许多带刺的野苋菜，贫穷之家，也常采集这些老的野苋菜梗霉制。霉苋菜梗卤还可以浸毛豆、豆腐干之类的，卤还可蒸豆腐，味道很有山野之趣。

干菜一般是整颗地放在碗里，或干脆直接放在饭架上“熯”，吃饭时往往一手托一碗饭，饭碗上盘一条乌黑的长干菜。但也有殷实人家，将干菜切短放油蒸，或放入猪肉，那就成了有名的干菜肉了。腌菜普通是切段蒸食，大户人家添加笋片、开洋之类的，味道十分鲜美。干净的生腌菜取梗切细加麻油也很可口。腌菜在新出缸的时候颜色金黄，隔年过夏颜色变黑，叫作臭腌菜，别有风味。另外同咸菜类似的有倒笃菜，是萧山沙地区最常见的咸菜，改革开放前，沙地农家直接用它加点水蒸熟了吃，以前几乎天天就是这么一碗菜，顶多有竹园的，在春笋时节，将笋切成“缠刀块”，加入笃菜一起蒸食。其他常用的菜肴就是咸鲞，咸制品非常咸，是下饭的上好菜肴。

可蒸的“下饭”当然还有许多，凡可当菜吃的都可以蒸，改革开放前也只有小康家庭，有打碎蛋、颗心蛋、勒鲞蒸肉、豆腐皮蒸笋丝、肉饼子，各种低档的鲞，也有将包头鱼、鲢鱼切块用盐一咸，隔夜第二天蒸食等。有些菜，如茭白、芋艿、茄子、南瓜，乃至整颗青菜都可直接放在生米中一起烧，熟后用手撕碎，浇上酱油麻油，味道与刀切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前的家常饭菜，受经济困难的限制，但也有习惯成自然的成分，所以也称得上是萧山人的一种俭朴风俗。

还有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萧山的鱼、虾是非常便宜的，一角钱起码能买老秤四两河虾，有许多儿童会摸虾，有些成人夜间用缝衣针制作成“虾枪”，到河岸捕虾，也能摸到鱼、蟹。尤其是泥鳅、黄鳝，都能在水田中捕捉，螺蛳、田螺更不必说。所以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菜肴对萧山人来讲也不稀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南下干部到萧山之后，看到萧山老百姓餐桌上的这些鱼虾菜，觉得萧山老百姓生活富足，都是富裕中农，但他们不知道萧山是水乡，鱼虾是便宜的东西。当然对穷苦家庭来讲，大多都是用来出售换钱的。

日常娱乐活动的变迁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萧山城区居民日常娱乐活动的变迁。

朱淼水：20世纪50—60年代，全国上档次的戏团都曾到萧山人民剧场演出，如武汉杂技团、上海越剧团、浙江越剧团、浙江昆剧团等，凡上档次的各种剧种几乎都在萧山演出过。每一个剧团到来后，为招人注目，总要在剧院门口悬挂著名演员的剧照，全国有名的越剧演员大概都在这里挂过他们当时演出的照片。对于那个时代的人，看戏是最好的休闲，也是主要的文化生活，大家是很喜欢的。萧山人喜欢越剧和绍剧，其他如黄梅戏、沪剧、锡剧、杭剧，倒也喜欢，就是不太喜欢京剧。萧山女性尤其喜欢看越剧，男性喜欢看绍剧。绍剧有时候也在空地里搭戏台演出。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鲁迅的文章里所说的社戏。我记忆中，约于1962年春，国家提倡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浙江绍剧团在剧场里演出了以往多在野外才演出的风俗剧《调无常》《女吊》《男吊》等，俗称大戏，剧场空前热闹。没想到，此举竟引起地方上一些迷信者的反对，说演大戏惊动了鬼神。

在萧山，电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早期是运动场和法院操场（今萧山宾馆地址）放映露天电影，开始是配合政治运动放映，是免费的。成为一种娱乐后便选择在两个地方放映电影，一个是浙赣铁路戏院，后改为工人俱乐部，后又改为工农兵电影院；还有一个是大会堂。开始都是五分一张票，工人俱乐部改为工农兵电影院后，改为座机放映，放映设施渐趋现代化，有了宽银幕，票价就贵了。大会堂（即江寺）是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放映效果较差，又没有舒适的座位，票价便宜。

我稍大了点后，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工人俱乐部比较近，再加上我父母亲都算工会会员，凭会员家属证，一张电影票只需三分，因而我经常到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当时中国的电影都是以黑白片为主，彩色片都是红色打底，是苏联传进来的。我还看过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片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它的彩色底片以红色为主，以暖色调为主，所以看起来不舒服，不像现在的自然颜色，就是太红，所有东西都有点红，即使是蓝色也变成了红色，这就是当时的彩色片了。以前我们看电影是因为便宜，几分就行，所以，在没有电视机以前的娱乐基本上就是看电影。我成家后，因离大会堂近，票价又便宜，似乎每个星期都要去看几场电影。

看电影曾经是非常重头的业余文化生活，曾经有几年电影票是要集体出面买的，还很难买到。有时为了满足需要，一部片子一天24小时轮流放映，观众半夜三更起床去看电影。看电影的热情即使是样板戏，已经看得会背了，还是会再看，这种状况在如今想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缺少娱乐活动，萧山街头有许多小书摊，而且或多或少地有一些青少年在围着看，非常投入，有些是一个人静静地看，有些两三个小孩头碰头地围着看同一本书，其景况远比今日的网吧还“兴旺”。所谓小书摊，就是将连环画置放于特制的、扁平的木板架上，木板架总能放下几百本书，彩色封面朝外，读者就拣自己喜爱的书向摊主租来，坐在散放于书架周围的小板凳上看，一般是一分租一本，有些摊主为了能多赚一点钱，特地把厚一点的连环画拆订成两册。但也有例外，如看成套的几十本的连环画，租价便可打点折扣。摊主最喜欢的是租回家去看的人，一册租金每天便是一角，如租出十册就是一元，这个数在那时是很可观的。对于小孩子两三个人围看一本书，摊主就感到很厌烦，有时索性不租。为了保护图书，摊主总是将连环画的封面揭下，用马粪纸做成书套，把书装入套中，书封面贴在套外，这样就能使图书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完整。

在那时，这样的小书摊几乎每个集镇都有，但县城最多，米市街、大弄口、西门头都有摆上两三副书架的小书摊。但规模最大的要数市心桥北堍的一个小书店。店主不仅有一个像样的店堂，图书都直接插在四周墙面定制的书架上，门外还有好几副书架，书的数量少说也有三四千册，而且经常有新书上架，读者有挑选的余地，租看的人也特别多。店主还有一些旧式的石印成套的武侠书，很能够吸引一批读者，加上新出版的中外古今名著改编的小书，一般是成套地出租，所以生意特别好。何况他有一个店面，装上两三盏电灯，晚上也能营业。

萧山城区建设的历史

采访者：请您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萧山城区建设的历史。

朱淼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山有两条路值得一提，一是市心桥北端有一条北街弄，很狭窄，大致能通过一辆人力车。但这条弄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来人往，非常繁忙，显得十分拥挤。原因是这条弄堂的北端即是萧绍公路，而且有一个汽年站。加上高田村的铁路机厂，后来又改建为浙江电机厂，工人众多。1958年，城区以北又建造了大型的萧山棉纺厂，就是后来的杭二棉，职工人数激增。北街弄因此成为萧山老城区的一个瓶颈。

二是西门外的道路，这地段本来十分冷清，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改建成所谓县道，开始只有一丈多宽、中间铺有两行直铺石板的泥路，后改为简易公路。勉强可以通汽车。只有在西门道口一段，万寿桥上街长100多米的路段有些小店。萧山在1930年开始建造杭江铁路，在西门外陆家潭建造了一个小火车站，就在原火车站的七道一带，出城区西门还有500—1000米路，很是不便。当时曾有人提议把火车站建到陶唐弄，而且准备动工。但在抗日战争前夕，钱塘江大桥建成，轻轨换成重轨，陶唐弄一带没有发展余地。后来，火车站改建到原老火车站处，抗战爆发后一度被毁，但出于交通需要，侵略萧山的日军将它进行了修复。但当时社会混乱，乘火车的人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火车站日益繁忙，流动人口增多。从火车站到西门头增设了许多旅馆和饭店，市面日益兴旺。再后来，西门外成了萧山的工业区，许多工厂在火车站至老岳庙一带兴建。同时，在火车站附近又设立了内河航运码头、搬运公司等。因此原本冷落的西门外便显得日益繁忙。

出于以上原因，原城厢镇人民政府于1958年开始了旧城改造和扩展，先是在火车站的南面建造了萧山大楼，占地面积甚广，为三层框架结构的平顶楼房。这在当时的萧山真可称得上是雄伟的建筑群了，后来改称为萧山饭店，是当时萧山的标志性建筑。由此，商业开始向火车站方向集聚。原本冷落的西门外热闹起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先是陶瓷品市场在这一带形成雏形，后来萧山乡镇企业生产的布匹市场也在此发展，最旺盛的时候，布摊摆了数百个。1991年新火车站落成，西门外逐渐转为居民区。

另一项旧城改造也于1958年启动，县城填平狭窄而肮脏的西湖河，拆迁西门内直街，从小南门的学池到西门铁路道口开掘了一条新河，就是现在的西河。从住户动迁到西河路的初步建成已是1962年了。同期，县城还拆除狭窄的北街弄和肮脏的衙后弄。当时城厢镇领导想立即建成现代形式的市区马路，但不久遇到了国民经济困难，国家压缩基本建设，因此这条后来被称为市心路的雏形，1961年前仅拆除了衙后弄到北端的萧绍公路的一段民房，建成了一条宽约10米的泥路。1962年，萧山县和城厢镇的领导下定决心开始建造这条萧山有史以来第一条市区马路，并在这一年基本开通南到原环城南路、北到萧绍公路的一条宽约20米的石砂路，不久就改为沥青路面。两条路虽然建成了，但街面屋迟迟得不到改造。除了市心桥北建造了一座较大的湘湖旅馆外，其余就没有像样的建筑物了。湘湖旅馆原先打算建三层，上面又有了一个限令，于是只造了两层就完工了。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间，政府财政相当拮据，但还是建成了西河路、体育路和人民路的一段，初步改造了环城路、文化路、工人路等。1958年开始，拆除了衙后弄底的旧房，清除了大片瓦砾场；在现在的新世纪广场，还建成了一个面积约45亩的体育场，于1959年国庆节投入使用。

真正意义上的萧山旧城改造，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开始有了新的起色，率先兴建的是萧山百货大楼、萧山电影院和朝阳商店等，接着是农工商大楼、钱江饭店和乡镇企业大楼。后来，萧山又修建了人民大道（现称人民路）的一段，改造了环城路、体育路、西河路。随着萧山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腾飞，新建筑物纷纷拔地而起。1987年建造的商业大厦（现在的城市酒店）、萧山宾馆两幢高楼，给老城区增添了现代化气息。1988年，旧有的绣衣坊、明月坊等老街也拆除了。这就将萧山旧城破败不堪的面貌基本拆光了，城区也更加明亮了。以后的建设就难以说清了。可以说原有萧山旧城面貌从此彻底换新颜。

（本文采访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