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坤（1893—1997），萧山新街街道长山头村人。1920年12月创办浙江首张工人报——《曲江工潮》。1921年参加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进入上海民国日报社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杭州党小组的建立。1923年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8月被捕入狱，直至1935年因病保释出狱，狱中因失去与党的联系而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其间多次申请要求恢复党籍。直至1981年6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1997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4岁。

　　■文/ 韩巍

　　创办浙江首张工人报

　　徐梅坤出生于萧山新街富家塔村（现新街街道长山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起就在钱塘江边打柴、割草，补贴家用，10岁独自离家外出谋生。16岁开始正式学印刷工手艺，逐渐成为一名熟练的印刷工人。在印刷行业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新文化和新思想，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0年，他在浙江印刷公司做工时，开始自发地搞工人运动，组织杭州印刷工人团体——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发起出版进步刊物《曲江工潮》。《曲江工潮》乃浙江工人的第一张报纸，也是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每月两期，公开发行，每期印数约200份，总共出版了十几期。

　　1921年下半年，因罢工斗争，浙江印刷公司关闭，徐梅坤辗转浙江省立贫民习艺工厂后回到家乡，投入正在开展的衙前农民运动。在衙前，他积极联系周围许多村，用城里工人罢工的事例鼓舞乡亲们的革命情绪。后由于当局的镇压，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徐梅坤离开萧山，来到上海，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通过邵力子的关系，他进入上海民国日报社印刷厂当排字工。在党的指引下，他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次年2月经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历史上较早的工人党员。

　　有鉴于印刷工人知识水平较高、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徐梅坤向陈独秀建议，党应该先在印刷工人中筹建工会，陈独秀表示赞同。他又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去商务印书馆开展工作，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他认识了沈雁冰（茅盾），后经沈雁冰介绍进入印刷厂。这一时期，徐梅坤担任以印刷工人为主体的工人群众团体“上海旅沪工人同乡会”理事长，开始发展基层工人党员，建立工会组织。在他的努力下，上海四大书局——商务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均先后有了中共秘密组织。1922年底，有2000多名印刷工人参加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徐梅坤被推选为主任。

　　党的“二大”以后，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徐梅坤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一届书记，委员有沈雁冰、俞秀松。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除直接管辖上海工作外，还负责江苏（长江以南地区）、浙江两省党的工作。徐梅坤分管杭州、绍兴、宁波一带党的工作，于1922年8月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9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这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徐梅坤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偕同王振一代表江浙区出席会议。他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怡和”号前往广州，同船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孙云鹏等人。从会议议程表中可以看出，6月14日，会议议程是各区工作报告，其中徐梅坤作《上海地区工作报告》。徐梅坤的工人运动经验较为丰富，和他一起做报告的人，包括毛泽东、李大钊、谭平山，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三大”上，徐梅坤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中共“三大”后，徐梅坤以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身份着手发动工人武装运动。其时，上海各工厂的工潮此起彼伏。1925年5月，徐梅坤因患白喉住在宝隆医院。30日这天，文治大学等几个党支部负责人到医院找徐梅坤，告诉他工人游行队伍在老闸捕房受到军阀当局的武装阻拦。徐梅坤不顾疾病在身，到现场带领队伍前进。当经过老闸捕房门口时，反动当局竟向赤手空拳的游行队伍开枪，顿时血肉横飞，死伤遍地，10多人当场牺牲，许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后，学校罢课、工厂罢工、商店罢市，形成了上海全市“三罢”高潮。不久全国各地都卷入了这一爱国运动。此时，上海有组织的印刷工人已达到四五万人，上海印刷总工会应运而生。是年8月，上海各印刷各业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上海印刷总工会，徐梅坤当选为委员长。1925年底，江浙区委兼上海地委组成以罗亦农为区委书记，汪寿华、赵世炎与徐梅坤等4人组成的核心小组，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次年5月，“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时，上海总工会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六万多工人、学生、市民举行纪念大会，进行游行示威、讲演、散发传单。自6月到9月，上海总工会所属90多个工会奋起响应罢工，人数达20余万。通过罢工斗争的实践，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觉悟得到显著提高，工会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许多工厂的工会还相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或自卫团，为以后的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北伐战争开始后，为了加强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配合北伐军的迅速进展，我党决定由江浙区委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徐梅坤作为上海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参与了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特别是第三次，他曾一度与周恩来负责南市区的指挥，后又到战斗最激烈的闸北火车站参加战斗。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市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广场召开工农兵庆祝大会，徐梅坤主持大会，陈独秀到场讲话。

　　正当大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下蓬勃开展之际，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徐梅坤根据组织指示，秘密护送周恩来等离开了上海。1927年5月下旬，组织通知徐梅坤去武汉参加印刷工人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徐梅坤当选为印刷工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不久，他受组织派遣到宁波、余姚、定海等地组织武装工作，整顿这些地区党的组织和工会工作。8月初回程途经萧山时被逮捕，先后关押于浙江陆军监狱和浙江反省院。

　　被捕入狱后，徐梅坤抱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开始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由蔡元培出面营救，改判无期徒刑。后又由邵力子等出面营救，改判为九年十一个月徒刑。1935年9月，他因病得以保释出狱。在长达近8年的牢狱生活中，尽管失去了组织联系，但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积极参加狱中的政治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经受了长期镣铐加身等酷刑虐待，受到难友们的尊敬。

　　机智保护钱塘江大桥

　　出狱时，徐梅坤瘦骨嶙峋，已不能走路，是乡亲们用担架把他从狱中抬回萧山。出狱后的徐梅坤依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监视着，从此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脱党。待身体稍恢复，徐梅坤与陈望道、沈雁冰等几位老友取得联系，在他弟弟徐径坤和乡亲们的帮助下，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又回到上海。其时的上海，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徐梅坤虽没有恢复党组织关系，却依然想以共产党员的精神去工作，他再次投入到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活动和工人运动。他开办新生印刷所和新文化书店，印刷和收藏《解放周报》《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后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抗日战争时期，徐梅坤于1939年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他把自己在狱中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向组织做了汇报，希望尽快回到党组织里来。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形势，对他说：“你暂且不回到党里来，在党外多做些工作，这样更方便，效果会更大些，也很好。我相信你总有一天能回到党内来。”后来，徐梅坤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继续在党外为党工作。

　　因肺病复发，徐梅坤离开重庆，准备去香港九龙住一段时间。临行前，他去办事处与周恩来话别，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说：“要多多注意身体，你暂且在党外工作，一样能起作用。”在九龙住了几个月后，病情好转，又回到重庆。徐梅坤牢记周恩来“在党外多做些工作”的指示，虽身处党外，仍积极宣传党坚持敌后抗日的政策以及艰苦抗战的情况，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利用朋友请客吃饭的机会，谈论抗战形势和苏德战场的前途问题，利用一切机会，为党的事业做贡献。回到上海后，徐梅坤担任上海中央化学玻璃厂厂长，利用这一身份，为党内同志提供掩护。

　　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徐梅坤回到杭州。其时，国民党决定破坏杭州这座城市，逮捕了不愿意破坏城市的三名官员，调周岩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为了阻止国民党对杭州的破坏行为，徐梅坤通过关系找到了周岩父亲周宪达，又找到了国民党杭州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的朋友分别做工作，通过积极联系各路人物，发动社会力量保护杭州在解放时不受破坏。当得知周岩要把钱塘江大桥炸掉以便向蒋介石交代时，周宪达说服周岩把炸药包埋在离大桥主梁稍远的第五孔处，减低其破坏程度。因为徐梅坤的机智，事后经过三天的修复大桥就通车了。

　　新中国成立后，徐梅坤来到北京，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对他的生活工作都十分关心。1952年9月22日，徐梅坤收到周恩来签发的任命通知书，任命他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参事。之后又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徐梅坤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党组织也曾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调查，后因多种原因，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981年6月8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已88岁高龄的徐梅坤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近半个世纪的坚守终见果实，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徐梅坤坚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无私奉献，用自己的行动完美地诠释了初心不改。1997年1月17日，徐梅坤在北京病逝，享年104岁。

　　（部分资料来源于徐梅坤生平自述《九旬忆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