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蓬街道春雷村文化礼堂的民俗舘里，陈列着许多从民间收集到的老物件。其中有一只老饭桶便是我家捐赠的。这只饭桶能装50多斤粥，曾是公共大食堂专门用来送粥送饭的。说起这只老饭桶，使我想起了60多年前大食堂时的那段心酸往事。

那时在1960年，我还依稀地记得，在我家的西南面数百米处，有一幢单家独园的四间老房子，曾被称为是沈店王的家。“大跃进”时期，这里成了大队公共食堂，到了早中晚餐时间，食堂会派人将饭、粥送到各生产队的分发点，由每家每户派人拎着饭桶，端着盆子或缽头，前去排队等候。一天早上，我跟着母亲去生产队的分发点领粥。母亲捧着饭桶，对送粥的师傅说“我家出嫁的大囡昨天回来了，请师傅能不能帮我多添半碗粥？”那位师傅说：“这样不行啊，因为食堂的粥是按名单上的人口分发的，你要么等到最后，看有没有多余的，现在只能给你7个人口的粥。”就这样，母亲领到粥后，仍不愿马上离去，还想等等看。直到两只大饭桶都见了底后，只见几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孩子急忙围着两只空饭桶，用手指头刮着饭桶边上仅有的一点粥浆糊往嘴里舔。看到这里，母亲也只好拎着饭桶，拉着我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母亲一句话也没有。

回到家后，母亲还是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因为那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自已又不能烧。有8口人等着食堂发放的粥，而分到的粥只有7个人口的量。看到这粥薄得象汤那样，数量又少。母亲只好拿来8只碗，按平均盛上大半碗粥，让我们一起吃。眼看这点薄粥汤让我们8个人吃，犹如“老虎舔蝴蝶”，那能填得饱肚子呢？这时候，我与几位姐姐看到饭桶里还有几粒饭子和粥浆糊，便打起了饭桶的注意，并相互挣了起来，你挣来，我挣去，把饭桶挣来挣去一挣，被我大姐看到了，她立即将自己还没有吃过的大半碗粥倒入饭桶。她说：“我不吃没关系，这粥还是你们吃吧。”这是我和几个姐姐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错了，不该在刚出嫁的阿姐面前做出让她不高兴的事。看到我们这群比较瘦弱的孩子，母亲并没有批评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实在太饿了。母亲还重新将饭桶里的粥盛到碗里，并语重心长地对我大姐说“阿大啊，这点粥你还是吃了吧！你回去要走十几里路，饿着肚子怎么走得动呢？”经母亲和几位姐姐的再三劝说，大姐最终还是吃了点粥后才回去。

初办大食堂时，我因年纪太小还没有记忆。到了大食堂后期，我虽然已有记忆，但毕竟还年幼无知，不知什么原因，大食堂会越办越糟，有时候竟然烧出来的是草子稍头、包芯菜蒲头、花絮草，还有麻杆粉糊涂。要说最难吃的还是麻杆粉糊涂。有一次我竟从麻杆粉糊涂中看到了一条蚯蚓，虽然很恶心，但只好拣掉后继续吃。我还带着凝问，这蚯蚓是从哪里来的？按照父亲的说法，这有可能是麻杆蒲头带进去的。当时，只要不让肚子饿着也就不当回事了。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从生产队回家时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大食堂快撑不下去了，外面已有风声，食堂要散伙了！”过了几天，正象父亲所说的那样，我们远远望去，在我家西南面食堂的那根高烟囱，被大伙们一下子推倒了。大队公共大食堂从此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几天后，父亲便背回来这只大饭桶，说是从食堂倒糟后分来的。大饭桶是由4个竹秋箍起来的，父亲还将其中两个竹秋换上了花包铁丝秋，这比原来结实多了。

大食堂解散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大家以为好日子马上就会到来，可现实并非如此。在那工分一直头，干活大伙隆，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六七十年代，由于生产条件落后，又缺少化肥、农药，生产力低下，农村的生活条件仍难以从根本上得改善。粮食紧张的局面仍难以扭转，农民对未来生活仍感到迷茫。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农村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特别自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了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随着大田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实施和完善，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日益提高。大家不再为温跑问题而发愁了。当年的这只老饭桶以前在我家派过大用场，曾装过大小麦、麦粞、稻谷，还做过米桶。我家虽然经历了两次建房，但这只老饭桶，从农村实行改革后再也没有派上用场了，被静静地藏在阁楼上，成了那段历史的产物。

2019年8月初，朱大杨老师在微信中告诉我，他正在协助春雷村筹办民俗馆，问我家里有没有老物件？我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只能将这只老饭桶捐赠了出去。于是，这只具有年代感的老饭桶就被陈列于义蓬街道春雷村文化礼堂的民俗馆内，它见证了大食堂时那段心酸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