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元藻（1716-1801），字龙溪，号篁村，原籍会稽，高祖时迁居萧山横河，至陶元藻已传五代。乾隆朝贡生，九试乡试不第。历游燕赵齐鲁、扬淮瓯闽，诗文俱负盛名。游京师，题诗旅壁，袁枚见而称赏，为撰《篁村题壁记》。曾为扬州两淮转运使卢见曾幕僚。卢于扬州红桥召集名士，到者70余人分韵赋诗，陶氏顷刻成十章，与会文人莫不叹赏，时有“会稽才子”之誉。后返归故里，复于杭州西湖建泊鸥庄，以撰述自娱，历30余年，著有《全浙诗话》54卷、《凫亭诗话》4卷、《越谚遗编考》5卷、《泊鸥庄文集》12集、《越画见闻》3卷。另编有《会稽陶氏族谱》《延平府志》等地方志书多部，为清代乾隆朝“浙东三名士”之一。

　　出身望族传文脉

　　陶元藻系晋代陶渊明之后，明代万历年间，后裔陶望龄出任国子监祭酒，为会稽望族。但至明末清初，家道中落，陶元藻高祖叔咸公于清顺治五年，避难而迁徙到萧山县城横河（今称里横河）。祖父陶文彬，7岁授经，弱冠补山阴弟子员，但科试屡次落榜。后受长洲韩慕庐先生推荐，为人撰写《雪园集序》，毛奇龄看后大惊说：“吾不意今日再见庐陵也”，于是，名声大振。后任彭水令，实行宽仁的盐政，为民称道。任福建漳州司马，因练达释疑，两次掌惠安、漳浦官印，殚心民事。雍正七年因病回萧山故里，专注于书史园林20余载，著述甚丰。陶元藻父亲陶士铭，为陶文彬长子，文有颖思，精于书法，15岁书《彭阳公署碑》名扬蜀地，晚年书法尤精。陶士铭三次科举失败，不得不放弃举业，历游闽、吴诸地。直至乾隆九年入常州幕，居杭州。父母去世时，他因事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深感天道不仁。乾隆十一年四月患喉疾去世，留下若干诗文稿，因家道中落未能付梓。

　　陶元藻有一兄长，名陶章焕，年少多病。后因久病成医。亦精于书，往往醉酒而大笑，四座为之惊叹，但他为人和善，好节俭，只在祭祀时才吃肉食。他一生游览多地，也留下一些诗文，亦因家境贫困，无力付梓。

　　陶元藻有二子一女，长子陶廷珍，次子陶廷淑和小女陶廷琚。两个儿子都有出息，都曾任职一方。受父亲影响，兄弟俩对陶元藻非常孝顺，尤其是长子，陶元藻后居西湖泊鸥庄，他总会安排时间每年陪侍父亲数月至半年。凡父亲日用匮乏，他马上会准备好物资，不管自己有多困难。祖母去世前夕，他任职于景山教习，离家三千里，得讯后日夜兼程回家，祖母见了又惊又喜，三天后去世。有人欠他三百金，但一直到病亡都未归还，留下了贫苦的妻儿，他便将欠条烧了，从此不提此事。陶元藻为有这两个儿子而深感欣慰，只可惜小女陶廷琚15岁患天花夭折。陶元藻对此十分悲痛，曾言“吾于汝之死，痛而悔，悔而复痛。”痛恨自己寻医不当导致女儿不治而亡。

　　陶家虽不富裕，但世代读书求仕，多有著书立说，对陶元藻影响很大，陶元藻继承了祖上传承的书香文脉，并发扬光大。

　　陶元藻已是萧山陶氏第五代，当属萧山人，但不忘祖籍仍称籍贯为会稽。年轻时因家无积蓄，而横河畔之旧居急需修缮，只能面西南建平屋三间，屋后两旁各建厢房两间，正厅悬挂“蘅河草堂”匾额。其时其地极为清静，东有北干山，西北为城墙，打开正门便见西山。因他到过南岳衡山，难忘那里的“茂林修竹，终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飘香”，权将西山作衡山，足见他心胸开阔。

　　陶元藻博览群书，谈吐渊博，诗文外兼工书画。苦读四书五经，然而九应乡试不第，曾受聘至广东、福建等地纂修地方志书。居家时畅游萧然山水，每有感触流露笔端。游湘湖压乌山，题诗云：“禅扉两版带残晖，夹岸岚光冷翠围。望到白苹洲外路，卖鱼船载一僧回。”题写的可能是压乌山之湘云寺，但不见寺，而“夹岸岚光”“白苹洲外”两句已写尽了压乌山之美景。题西山北麓隆兴寺：“林壑无人爱，烟霞此地生。竹分新故绿，泉注浅深情。茶话兼凉雨，钟声入暮城。谁从幢刹界，重问澹园名。”诗句既写出了隆兴寺的幽静，更表露出怀才不遇，超然物外的自我安慰之情。题江寺，似乎是别有一番情趣：“江总才华叹寂寥，台城肠断纸鸢飘。一铃常响浮图顶，犹似声声语六朝。”既写尽了江寺的景色及历史的久远，也流露出自己对前程的渺茫和自我期待的向往。

　　良乡壁诗传佳话

　　陶元藻恪守“家有高堂不远游”之古训，祖父、父亲去世后，始入京城，是年他33岁，并经好友来映谷的推荐讲学京师，颇受京城人士赞誉。至36岁返里，经良乡（北京房山）以自己的怀才不遇而在旅舍题写了一首壁诗：“满地榆钱莫疗饥，垂杨难系转蓬身。离怀未饮常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谋生销尽轮蹄铁，输于成都卖卜人。”落款“篁村”。正好是年杭州士子袁枚赴陕西任知县，途经良乡，见到了这首题壁诗，深受感触，便在该诗旁和了一首，其末句“好迭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企盼日后能幸会作者。13年后，袁枚会见了当年良乡知县劳宗发，说起当年在旅店中见到壁诗之事，作为知县的劳宗发当然知道。说当时店家为接待钦差，正想将它涂白，是他觉得这两首诗甚佳，抄示于在良乡的江南总督方观承，方观承亦颇欣赏，便令店家留着。一晃又过了7年，直到乾隆三十七年，一个偶然的机遇，袁枚在布政使梁国治署中会见了陶元藻，方知篁村是其号，此时陶元藻已56岁，而当年看到并着意保留壁诗的劳、方两人均已谢世，感慨良多。袁枚后与陶元藻结为好友，袁枚又作诗，又填词地叙述了这一段戏剧性的经历。陶元藻也曾题诗记之。

　　在此前的乾隆二十二年，陶元藻得一信息，说是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要找位清客（即幕友），他出于改善家庭经济，及想见见官场上的“风雅”，结识更多的文友而前往。卢见曾见他风度翩翩，谈吐清雅，更难得的是地地道道的绍兴文人，便不客气地请他做了自己的“绍兴师爷”。卢见曾为提升自己的影响，在此年举办了一次颇具规模的“红桥修禊”，邀集了厉鹗、沈大成、郑燮等70余名饱学之士，步韵唱和。陶元藻作为“师爷”与会，对此也极感兴趣，便在这次雅聚中“顷刻成十章”，而众人“莫不倾倒”，不仅给足了卢见曾的面子，也为自己赢得了“会稽才子”之誉。由此，他在卢见曾处滞留了多年，后又游历大江南北，直至年近花甲才回归萧山故里。邑中好学之士纷纷前来拜望，问字质疑，求诗文者更是应接不暇，门庭若市，陶元藻深感喧闹与烦躁，萌发了在西湖畔择清静之地安度晚年之思，但因手头拮据延宕了3年。乾隆四十年，陶元藻60岁，因次子添丁，老妻携孙在侧，居家逼仄等原因，这才下了决心，集自己多年积蓄，又向袁枚等老友借贷，托人在里西湖葛岭下购得汪氏旧居数椽，避喧娱老，并以“感人之于世犹如鸥鸟之在水”之意，取名泊鸥庄。住屋并不十分宽敞，好在外面有一泓小池，便令工匠在旁筑一亭子，取名凫亭，并在池边亭旁种花栽草。屋后是葛岭，竹林葱郁，形若方外，足以颐养天年。陶元藻对此非常满意。

　　61岁时陶元藻正式入住泊鸥庄，袁枚凡回杭州便与陶元藻在泊鸥庄论诗、品诗、作画。在杭著名人士除袁枚外，还有毕沅、杭世骏、黄任、梁同书、邵晋涵以及汪辉祖等名士也是座上宾，陶元藻实现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愿景。风流才子、老友袁枚还提议他纳一小妾以便“红袖添香”，两个儿子也担心父亲的孤寂，袁枚的提议正合家人的意愿，陶元藻采纳了。

　　乾隆五十年，陶元藻70岁，儿子从任职之地寄题十二屏幅贺寿；次年题辞答谢，以抒发儿子廷珍次年满50岁之事感怀。又与二子廷淑、孙子轩等小辈同游杭州，得以在著述之余享天伦之乐。这是陶元藻一生中最为惬意之期。

　　其间他还做了几件公益：一是乾隆四十七年开始纂修族谱，越四年而竣。二是在乾隆五十二年，提议为桑梓萧山重修梦笔书院，并为书院作碑记以记言。

　　著作等身留艺苑

　　纵观陶元藻一生，早年走的是读书应试求取功名的文人之路，但当9次乡试未得中后，他便毅然放弃举业，始游大江南北，并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诗文。而后埋首著述，自50岁至去世的30余年间，留下了30余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传世之作。《全浙诗话》《凫亭诗话》《泊鸥山房集》《越谚遗编考》《越画见闻》《香影词》等等，按当年的卷本计，说他著作等身也不为过。

　　《全浙诗话》（简称《诗话》）是他的主要著作，积17年之功而成，共54卷。《诗话》在体例上以人立目，名下作小传，继而采集有关各家对该诗人诗作的评价或一条或十数条；每朝代后又附闺秀、方外、杂录各卷，体例上较同时代或以往诗话更趋完备。《诗话》采用的资料除诸史外，还涵盖了如《槁李诗系》《金华诗集》《甬上耆旧诗》等浙江地方诗歌总集，和《三台诗话》《静志居诗话》《随园诗话》等省内外诸多诗话著作，又旁及山经、地志，查阅了志书80余种。其他尚有著名学者的评介，以及自己添加的按语等，又对历代诗人的行状，两浙历史、地理、风俗、掌故等多有辨析与考订。难能可贵的是采录了浙地闺秀诗人154人，其中明代以前33人，明代40人，清代至乾隆朝81人，呈现了古代两浙女诗人的创作情况，也为后人研究古代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全浙诗话》还引发了自清嘉庆年后，浙地诗话佳作的不断涌现。

　　《全浙诗话》自第一卷周秦汉六朝，至三十九卷的明朝，及以下各卷的清代，共收录已故浙籍诗人1900余人，采辑典籍700余种，收录与原诗作者的相关记载非常详尽，为地域诗话汇编中篇幅最巨。如罗隐诗话采录历代典籍55种，贯休诗话采录24种，陆游诗话采录35种，堪称搜罗宏富。陶元藻以一介诸生，花费十七年之力，不能不令人敬佩其持志之坚，用心之恒。刊行之后甚为当世所重，传抄本无以统计。当时著名学者、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也为此书作序说：“……其有功于艺苑者甚巨。”

　　陶元藻另著有《凫亭诗话》二卷，为家刻本。此书应该是《全浙诗话》的心得之余，上卷是读前人诗的札记，下卷则为本朝士子之诗评。陶元藻论诗主性情。但他自己的诗作趣味明显倾向于王渔洋（清初著名学者、刑部尚书）一派，重韵致，主丰神，论诗艺则言简意赅，不蹈陈说。

　　陶元藻的其他诗文大多为文人即兴之作或读书札记之类，但也反映出他学识的多面性。如《越谚遗编》讲的是风俗，《越画见闻》辑录魏晋到清代越地画家小传，多采旧籍，兼收当代画家，是部完备的地方性画史。陶元藻本人也能画，画风清丽，属典型的文人画，可惜画得不多，流传下来的更是寥寥。

　　诗、词虽可说是同宗，但词比律诗、绝句更受词调的约束。陶元藻诗、词均属高手，但毕竟填词更须推敲，故仅留下《香影词》四卷刊行于世。这些词大多作于晚年，阅历已深，对社会、人生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慨，是发自内心地对过往得失的反思和吟唱。如《采桑子·桐庐舟中》，通过行舟江上，泊舟江边的描写，写尽了“于相而离相”“于念而无念”，是非荣辱，利害得失都已化作云烟消散了。充分反映了他对立于纷纷攘攘的社会现实的感悟，和“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的志向。

　　他还编有一部颇有影响的《唐诗向荣集》，编此书的目的是应对朝廷对科举考试的改革，康熙到乾隆朝，科举考试减少了八股时文，增添了五言八律诗的内容，陶元藻特地从唐诗中辑录有价值的应试诗，供应试学子参考。由于它具有实用价值，家刻刊行数量也较其他著述为多。此书也为后人研究科举考试和应试诗的特色，留下借鉴之作。

　　陶元藻的才识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诸生”的水准，称得上是清代乃至古代萧山知识精英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