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担忧？不必担忧？杭州怎么办？

8月16日，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7方面提出20项具体措施。

出台实施意见的背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人口负增长。

今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提出，中国最早可能在202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随后在8月初，国家卫健委在《求是》杂志发文指出，中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人口负增长，这对人口总量14亿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之前我们说过，因瘟疫、战争、饥荒等人口系统之外的因素导致的负增长，当社会秩序稳定后会延续人口自身发展规律重回正增长的轨道。而我们即将面对的人口负增长则不同，这是由于人口学机制导致的长期且难以逆转的负增长，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复杂。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

人口负增长现象成世界趋势

2021年末中国人口14.12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创下60年来新低，自然增长率仅为0.34‰。

事实上整体来看，近年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其中有11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内蒙古、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河北、山西。

人口负增长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放眼全球，目前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主要是发达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俄罗斯、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等20个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

人口死亡率相对稳定的今天，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低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2020年约93个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主要包括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所有欧洲、北美洲国家，韩国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35个国家总和生育率高于4，其中91%的国家来自非洲。

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且新世纪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相对越低，但是中国却是例外，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5，低于高收入国家。

年轻人为啥不愿生孩子了？

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上升是影响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地位不断提高，而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降低。“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已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40万左右。据估计，“十四五”时期，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将加速下降，从2020年的1.45亿降至2025年的1.14亿，年均减少620万人左右。

生育意愿降低，与婚育观念改变也有关联。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

25-30岁是生育旺盛群体，90后成为生育主体。而他们对于婚姻观念、生活品质以及自身发展要求与前几代人差异较大。该群体初婚初育年龄延后，不婚不育比例上升。

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许多大城市的托育资源也较为紧张，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

此外，住房、教育、就业等因素带来的多重压力也是造成人们“不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人均消费支出估算，在杭州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1004934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5087元。如果再算上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家庭的付出就更大了。

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

预计我国只用22年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具体时点。从表面上看，人口负增长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实际上却是人口和社会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

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从老龄化速度看，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日本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而我国预计只用约22年。

目前，日本、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西班牙等36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大部分为西欧发达国家。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4%。

长期看，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

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1947-1990年，日本的出生率从34‰变为10‰；从1990年开始，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结束，日本经济规模从接近美国，到开始停滞不前。

应对人口负增长，杭州怎么办？

为了抑制人口负增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浙江在不久前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包括6个部分，22条细则，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比如婚假、产假、护理假、育儿假等假期不得纳入事假范畴，男方护理假可在女方产假期限内灵活休假。在子女3周岁内，鼓励用人单位允许适宜远程办公的职工居家办公。

再比如，适度提高三孩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适当提高0—6周岁婴幼儿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在女性劳动者产假期间给予用人单位50%的社会保险补贴；推广以家庭照护、社区统筹、社会兴办、单位自建和幼儿园办托班等5种模式为主，社区驿站、家庭托育点为补充的“5+X”办托模式等等。

杭州市也正式调整生育保险政策。今年7月开始执行“新政”，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落实“三孩”生育保险待遇和生育津贴等。在公积金贷款方面，杭州规定三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三孩家庭无房租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额度上浮50%。

此外，在降低婴幼儿养育成本方面，杭州还专门制定《杭州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儿童友好型城市”，每个乡镇（街道）至少有一家普惠性托育机构；探索实施社区（村）家长互助、临时托管等公益服务；公益场所要建设母婴室、儿童休闲区，鼓励设置少儿图书馆等。

对于中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不少学者也认为不必过于担忧。

浙大社调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军表示，“人口不必然是负担，也不必然是资源，大可不必为生多生少而陷入社会焦虑”。他认为，不能简单盯着人口数量的增减和人口结构的变动，还得看人口质量、技术发展和制度调整等因素。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投资部研究专员袁越也有相同看法：“纵观各国的发展历史，狭义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为确保经济长期增长，最终必然要经历从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向要素配置优化与效率提升的转型。”

“人口是发展基础，创新才是强盛关键。”刘志军说，应积极进行智能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多边人口流动与移民，修改完善教育及劳动就业制度，推进养老及医疗体系建设，让国家和社会能够顺利地适应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抚养比、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新趋势，实现人口问题上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