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和辉煌成就，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换了人间。浙江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更不是一帆风顺得来的，而是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长期汗水泪水浇灌的结果。浙江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证明：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恢复走向振兴，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根本经验。在这些根本经验照耀下，浙江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个典型、一个样本、一个优等生，又有着一些值得总结和长期坚持的重要启示。

　　一、坚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实际相结合，既讲普通话，又讲浙江话，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贯穿我们党的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和基本逻辑。70年来，浙江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注重从浙江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讲普通话，又讲浙江话，努力践行陈云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党政军领导谈话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要求。

　　在所有制关系上，形成公有制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浙江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非公非私的民营经济新概念和新模式。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丰富和发展。浙江近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加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方面原因，国家对浙江投资不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较弱小，客观上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率先提出“四个轮子”一起转，即乡、村、联户、个体一起上。上世纪90年代末，省委提出“四个不限”，即对发展民营经济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让民营企业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2004年2月，省委率先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大会，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概念内涵和重要地位作用。2012年1月，省委在全省民营经济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四个够不够”，即我们对浙商及民营经济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我们对浙商成长及民营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我们对浙商及民营经济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我们对浙商及民营经济的温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持之以恒地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使民营经济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社会的主体和最为亮丽的“浙江名片”。同时，按照“宜强则强、宜留则留、宜退则退”的“三宜”原则，深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使浙江成为国有经济大省，实现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可以说，浙江几乎在所有的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中，都能接地气地找到浙江的特色说法和做法，而不是当传达室和传声筒。如中央提出改革开放，浙江提出市场取向改革和实施“两头在外”战略；中央提出加快工业化，浙江提出大力发展块状特色产业和专业市场；中央提出推进城镇化，浙江提出顺势应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浙江把“八八战略”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浙江提出大平安浙江建设，等等。当然，浙江更多的是从实际出发，率先探索实施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如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小城镇综合改革，农村“千万工程”，“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实践探索，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坚持长远目标和实用抓手相结合，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目标是导向，是引领，是旗帜。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提出了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很快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接着持续编制五年计划，提出五年建设目标，还有一系列的专项计划目标以及年度发展目标，形成远大目标、长期目标、五年目标、年度目标等的目标体系，也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干着田里的。既确定远大目标，又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目标去实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体现。

　　浙江70年来在确定发展目标上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目标定位高于全国。如1959年12月省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全省的经济面貌要在三年内有一个很大的改变。1963年4月省第四次党代会提出，未来要向着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1971年1月省第五次党代会提出，要在三五年内(从1970年起)实现全省粮食亩产超千斤、煤炭自给；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建成全省比较独立的、小而全的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你们多翻一点，这样全国可以翻两番”和中央要求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到2010年多数地区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十五计划”中提出“分区域分阶段”和到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2017年6月提出“两个高水平”，即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目标后来虽有调整，但一直踩着点往前跑，总体上高于全国的要求。

　　二是提出切实有用的工作抓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远大目标必须要有切实管用的办法和政策举措，浙江通常叫工作抓手。如浙江先后提出把“八八战略”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为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有效抓手，以小城镇建设为抓手统筹城乡发展，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抓手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等。近年来，浙江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又创造性地打出系列“组合拳”的抓手，这包括“五水共治”、“四换三名”、“四边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创新驱动、浙商回归、市场主体升级、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八大万亿产业培育、特色小镇、数字经济等。

　　三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70年来浙江的发展，是历届省委带领全省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按照“八八战略”的宏伟蓝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坚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动“八八战略”一步一步地展开，一项一项地分解，一件一件地落实，一年一年地见效，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三、坚持大政方向和调整纠错相结合，在调整中发展，在纠错中前行，不断校正发展前进的航向。

　　如同世上没有笔直的大道和笔直的河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的发展也是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挫折。在这70年历史变革中，浙江一直在试错中探索，在整顿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整顿经济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到60年代初针对“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的失误进行全面调整，再到1975年针对“四人帮”破坏开展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每隔10年就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也经历了1979年开展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89年开展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及后来开展的整顿房地产市场、整顿金融秩序、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等，使国民经济在不断调整中保持了较快发展。

　　在调整探索中，浙江从实际出发，循序诱导，而不搞简单打压。如对温州低压电器质量问题，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整治，帮助企业解决白银等贵金属材料来源，而不是简单关掉。对义乌小商品市场一度出现的假冒伪劣问题，也是积极整顿，而不是简单关掉。特别是为错抓错捕的温州柳市“八大王”及时进行平反，退还没收的资产，彰显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纠错精神。正是在这种长期探索—失误—纠错—调整的过程中，浙江深刻领悟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真谛，坚持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砥砺前行。

　　四、坚持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相结合，形成群众创新创业和干部敢于担当的同心协力。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干群关系有两个基本定位：一是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和创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二是强调是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只有落后的干部，没落后的群众。这两者统一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体现在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实践中生动地践行和丰富了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的结合。突出的案例有三。一是永嘉率先实行农业生产“包产到户”。1956年5月，永嘉在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李云河领导下，根据一些社员和干部提出的“若要生产好，就应该把产量包给个人”的意见，决定在雄溪乡(后改为塘下乡)燎原社进行产量责任制的试验，即“包产到户”；9月，永嘉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部署全县进行“包产到户”的多点试验。后来虽然永嘉的“包产到户”很快遭受摧残而夭折，但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中国农业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是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第10101号的营业执照，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然而温州个私经济的发展并不平坦。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温州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这也包括“八大王”。后来，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亲自组织为他们平反，勉励他们勤劳致富。后继市委书记董朝才，被称为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改革者，他顶住当时“姓资姓社”的责难，坚定支持个私经济发展，对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当年章华妹、“八大王”等群众的大胆创新创业，没有袁芳烈、董朝才等干部的勇于担当，就不会有温州发展的今天。

　　三是义乌群众冯爱倩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一场纷争。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街头出现了马路地摊市场，按当时政策不允许，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1982年5月的一天，46岁的冯爱倩堵住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责问“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啥不让”。谢高华告诉冯爱倩：“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接着，1982年9月，谢高华领导县委制定出台《关于大力支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的几点意见》（县委办[1982]172号）文件，提出“四个允许”的政策。后来，谢高华又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其实，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领导有多能干，而在于领导有多担当。正因为当年有了冯爱倩等群众的敢干和谢高华等领导的担当，才有了义乌小商品市场辉煌发展的今天。

　　可以说，浙江一大批致富带头人和民营经济的崛起，与一大批敢于担当负责的领导干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达的背后，一定会有一大批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打敢拼的群众，也一定会有一大批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于担当，干净干事的干部，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成就一方发展的大业。

　　五、坚持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摒弃计划经济、创办经济特区、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等的方针政策，极大激活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在中央大政方针下，地方党政的执政理念、思路、政策、举措以及干部的能力作为直接决定地方的发展。浙江省委、省政府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了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相结合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形成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所欲为的领导方式，努力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导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无为而治，因势利导，放手让基层和群众去干。对微观经济领域，对一时看不准的，对当时政策不允许而广大老百姓又愿意干的事，按照邓小平倡导的“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的要求，放手让基层和群众去干。上世纪90年代，省委总结提出“三个允许”、“五个不”，即允许试、允许闯、甚至允许犯错误，不争论、不攀比、不张扬、不气馁、不动摇，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领导方法。如对个私经济发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温州模式、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以及龙港第一个农民城的兴起、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建立等，各级党委、政府都以宽容的态度默许、支持和引导。这里，放手不是放任，而是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于为广大干部群众的探索挑担子，并及时总结和推广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其二，有为而治，顺势而为，搞好公共服务和发展环境。对宏观经济领域、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对一家一户企业和群众需要而又做不了的公共问题，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谋在前面，干在实处。如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以来，积极出台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水平。针对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情况，率先实施城市化战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针对农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提出大力发展效益农业，鼓励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针对优质生源充足而高校招生不足的情况，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校园区。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组织实施电力、交通、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假冒伪劣等现象，着力打造“信用浙江”，树立浙江的良好形象。针对企业和群众办事难问题，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劳动、社保、安全等领域，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这里，有为而治也不是盲目蛮干，而是顺势而为，按客观规律办事。

　　六、坚持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根和魂。文化的差异性最终决定发展的差异性。“古往今来，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浙江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适于市场经济的基因，如浙东学派陈亮等提出“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治生思想”；永嘉学派叶氏等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黄宗羲等主张工商皆本等思想。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知行合一、义利并举，工商皆本，四民平等”的文化图谱，而这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浑然天成。

　　近代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一只小船上诞生，浙江成为中国红色航船的起航地，创造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成为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以“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和“白天风风光光当老板、晚上辛辛苦苦睡地板、还要孜孜以求看黑板”的“三板精神”，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浙江省委高度重视浙江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弘扬。2000年，省委提炼弘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2005年，省委提炼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2017年，省委提出新时代呼唤新时代浙商精神，要求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等。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省委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总之，浙江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是扎根于浙江大地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改革文化汇聚而成的浙江精神的支撑，而这也是今后浙江发展勇立潮头的不竭动力。

　　（作者郭占恒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为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系浙江大学恒逸基金2019年立项课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