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秉珍（1897—1952），萧山城区里横河人，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生物专业，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在学业未完情况下毅然回国。一度从事科普读物编撰，后专事茶叶研究与茶叶改良实践。写作出版了《昆虫漫话》（一部中国人写的《昆虫记》）、《栽茶与制茶》（中国现代第一部茶叶专著），改进了茶叶品种，提高了茶叶质量和产量，为新中国成立初的茶叶出口创汇作出了重大贡献。

　　狱中翻译《人类史话》

　　陶秉珍于1920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经受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与浙江众多早期革命者均有交往。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萧山早期为数不多的十余名中共党员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他奉命去宁波开展党的活动，遭到缉捕，后潜伏到海盐澉浦小学，并在那里发动和开展农民运动，开展“二五减租”等革命斗争。1928年任海盐佃业理事局澉浦办事处主任，继续领导澉浦地区的农民运动，同年12月21日被捕，关押于浙江陆军监狱。

　　陶秉珍在狱中坚贞不屈，还翻译了美国进步学者拉蒙可夫玛的《人类史话》。在翻译过程中，陶秉珍顾及青少年的阅读水准，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西方学者的人类发展史观。该书虽然不是科学的社会发展史，但使当时读者科学地了解了人类的进化。该译著当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2016年4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以“民国专题史丛书”名义出版发行，已印了2次。陶秉珍在序言中指出：“日本考古学家乌居龙藏对原书非常推崇，以为不仅可作少年读物，作为一般人的读物，也是有价值的。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但总以少年们为主体，所以文字方面，避开了艰深晦涩，力求浅显明白。”全书共六个部分：一渔猎社会，二畜牧社会，三农耕社会，四商业社会和奴隶社会，五封建社会，六资本社会。共29万字，前4节基本以出土文物为证据，后2节在事实上只能以阶级作为划分阶段的依据，只是没有点明。如第五节封建社会，就有中世纪的农奴制度、农奴的劳动、都市的发达、饥饿中的挣扎、贵族的生活等，明显地反映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生存状况；第六节的资本社会，分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世界战争、同盟和协约、美国的参战、大战之后等小节，更是充分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发展的现实。因此这部译著应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发展史的普及读本，按译者所言是“创造的尝试”。

　　陶秉珍在日本期间还向国内发行较广的《中学生》等杂志、报纸，发了多篇有关植物的科普读物，如“种子的散布”“新绿”“落叶”“蔷薇”等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陶秉珍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生物科普作家。这些文章在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故于2012年由出版家、教育家贾祖璋收入了叶圣陶、周建人等人同类文章，与陶秉珍的文章合集为《鸟兽草木虫鱼》，由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由此可见，陶秉珍在早年就十分关注于面向青少年的科学知识的传播。作为自己的专业，他在回国前夕著述了《昆虫漫话》，编译了《植物学通论》，这反映了他对生物学的研究和认知。上述两书在当年曾由正中书局出版，《昆虫漫话》除当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外，2015年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已印了第二次，他以优美的语言，讲述了蜜蜂、蝴蝶、萤火虫、蚊蝇、蟋蟀、蝗虫、螳螂等14种昆虫的习性与生活，以及关于它们的寓言、传说、诗歌和历史，妙趣横生，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被教育部定为小学中段的课外读物。他著述的科普读物还有《植物漫话》《植物的生活》《五谷》《二十四节气》《孩子们的科学》等，全都是面向青少年的科普读物。作为科学家常习惯于逻辑思维，不擅长于从形象思维入手；又往往用学术概念的严谨描述，不擅于使用巧妙的比喻和文学的语言。而陶秉珍做到了以形象思维、以文学语言阐述了自然界的生物。

　　陶秉珍从日本回国后先在湖北一些小学任教，后进入浙江农业改进所从事茶叶改进科研工作，1938年接受中国茶叶公司聘请到安徽祁门历口茶厂任厂长，开始专注于茶叶，尤其是著名的祁门红茶的改良研究。

　　倾心著述现代“茶经”

　　茶，南方之嘉木。唐代陆羽隐居湖州著《茶经》，是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茶叶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

　　安徽的祁门红茶如今飘香世界，有关祁门红茶的专著、论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但少有提到陶秉珍在祁门历口的荒山野地选址建厂，广种茶树，购买机器，改进制作红茶工艺，使祁门红茶更为出色，质量大为提高等事迹。如祁门红茶的发酵，原以水沟发酵为最，是陶秉珍推动了室内加工发酵，使祁门红茶生产的发酵更趋合理。陶秉珍还提出室内加温发酵、室内自然发酵和曝光发酵等法，并在发酵过程中采取化学、物理管理。他在祁门茶业改良场进行的补火茶量多少与减水量的比较试验，是提高祁门红茶质量的重大突破。

　　陶秉珍还根据在日本见习中所见所闻，大力推广机械制茶，不仅提高了祁门红茶的质量，增加了产量，更使祁门红茶更为生色。抗战中、后期专供美国盟军和援华的西洋人士，抗战胜利后大量出口喜爱红茶的俄国和西欧，受到海内外人士的赞赏。

　　1943年，陶秉珍一边主持历口实验茶厂的生产，一边不辞艰辛地在穷乡僻壤搜集资料写自己的“茶经”。从唐代的陆羽著《茶经》以降，有关书籍、文章、资料可说是层出不穷。但至近现代，尤其是在民国前期和抗战期间，相关著述和文章寥若晨星。因而，他决心撰写一部可供当时茶业界参考的专著。身处安徽山乡的他，尽管手边可供参考的资料极为有限，但他坚持以实践第一，以经营历口茶厂为基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反复试验，试验笔记积稿盈尺。他又不辞艰辛地踏遍了安徽的产茶区实地考察，并以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积累的知识，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终于在1944年完成了《中国茶叶概论》。因当时无法刊印，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将其中的经济篇交由东方经济研究所承印刊行。其余的栽培和制作，在考察浙江多地产茶区的同时，又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予以增补修改，出版《中国茶叶概论》。不久，改名为《栽茶与制茶》一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新中国成立初为增加茶叶的出口量，以积累更多的外汇，国家相关部门对全国制茶种类和主产区作了调整。如将绍兴平水所产珠茶以三分之一转为红茶，三分之一转产老青茶，压制茶砖；其他如皖、苏、闽等省也适当增加红茶产量。在此情况下，陶秉珍将已经出版的《栽茶与制茶》又次做了全面修订，增加了对茶叶化学分析和利用先进机械，以及有关茶的风俗、茶艺等内容，于是年再版。为了完善这部专著，他特意借去绍兴平水指导红茶生产的机会，踏遍了会稽山区，步行了360多公里，登上会稽山主峰，作了详尽而细致入微的考察。

　　《栽茶与制茶》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栽茶，下篇为制茶。《栽茶》分五章15节，记述了茶之字源和学名；茶的原产地和品种；茶树性状；茶区的气候土壤；茶树的繁殖、管理；茶叶的采摘和茶叶品种的改良等。《制茶》分八章27节，从我国饮茶起源、风俗、茶叶种类，直讲到世界各地的茶叶种类的饮茶风俗，和红茶、绿茶、乌龙茶、花茶、龙井茶、白茶、砖茶等各种茶叶的制作，以及制茶机械、茶叶评审、茶叶包装等。不仅面面俱到，更有非常具体的操作方式方法，可以说是茶叶史上又一部“茶经”。

　　从实用角度审视，《栽茶与制茶》已对茶的科学认识和茶的科学栽培、制作等均做了全面的阐述，对当代我国茶叶生产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一心为国著书立说

　　陶秉珍早年因投身革命而被当局逮捕，但他没有丧失革命意志，在狱中翻译了《人类史话》，出狱后，经人介绍到由萧山人田锡安创办的《中国儿童时报》任编辑，撰写了许多生物科普文章，对启发儿童少年对科学的追求起到一定作用。后又受聘为杭州市自然科学实验室主任。因白色恐怖加剧，由一师同学帮助安排，以自然科学实验的名义去了日本，就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他之所以到日本求学，不仅仅是躲避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也带着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强我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当日军入侵我国时，便即刻回国。回国初至湖北多祥小学任教，后在浙江农业改进所从事茶叶改进科研工作。随后受聘到安徽祁门开办制茶厂。他廉洁奉公，任劳任怨为抗战尽力，却又遭到反动当局迫害，被皖南行署特务机关逮捕归案。因他兼任闽浙皖大学教授，一师同学以此联名担保，始得行署主任同意保释出狱。

　　抗战胜利后，陶秉珍离开了祁门到了上海民营的中国茶叶公司任技师，后又任杭州春茂茶厂技术负责人，始终不为国民党官僚机构服务，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陶秉珍热爱中国共产党，脱党后时刻盼望能够回到党内。杭州一解放，即与狱中难友、时任省文教厅厅长兼浙江大学军管会主任俞仲武会面，由俞仲武介绍下获得了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资格，还当选为杭州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担任了浙江大学教授兼任所属湘湖农事实验场场长。1951年在省农林厅的请求下去绍兴平水茶区专事改制平水红茶的技术工作。平水原产珠茶，属绿茶系列，在陶秉珍的努力下，平水红茶很快制作成功，并以其高品位、高质量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农林厅厅长朱讯想补助他“车马费”，他说“人民政府给我的待遇已用不完了，怎么还能要车马费补助，增加国家负担呢？”为此省人民政府特发书面嘉奖。陶秉珍圆满完成任务后继续回浙大任职。

　　陶秉珍治学严谨，一生著作30余部，主要有：《栽茶与制茶》《植物的生活》《五谷》《二十四节气》《茶》《怎样选种》《植物漫话》《昆虫漫话》《植物学通论》《孩子们的科学》《草木鸟兽》《果树园艺》《优生学》《动物学通论》《花卉小品》等。主要译著有：美国学者的《人类史话》；日本学者的《实验果树栽培讲义》；美国学者的《普通植物学》，以及《谷崎润一郎小说集》等。作为教授，他还编写了与植物、动物相关的一些讲义，抗战期间在安徽历口创办茶厂的同时兼任苏浙皖区大学教授，也留下了厚厚一叠《选修班生物学讲义》。

　　他与著名生物学家、科普散文作家贾祖璋过往甚密，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共取进步；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曾与他一起编写中小学博物课本。

　　陶秉珍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遭人诬陷而亡故，年仅55岁。改革开放初的1983年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再次为他的冤情平反昭雪，恢复他的名誉。

　　随后，由陶秉珍长子发起，筹措资金20万元，特意在陶秉珍早年海盐开展革命活动的澉浦小学，建立了陶秉珍奖学金，以致怀念之情。该奖学金每年奖励10名善心、善言、善行的“三善”学生各600元。于2013年6月实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