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裕恂（1873-1962），字雨生，号匏园老人，原萧山长河人（现属杭州滨江区）。清光绪十六年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两年后任教于杭州崇文、紫阳、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多地任教，后居家著述，又参与萧山县志编纂。

　　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1957年当选为萧山县政协常委，1958年当选为萧山县人民代表，1962年7月病逝于长河家中，享年90岁。

　　典衣举债东渡日本

　　来裕恂师从经学大师俞樾，曾任教于杭州崇文、紫阳、求是书院。时在清末，各地维新思潮起伏，来裕恂深感他所学所教都不合时代的要求。他目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眼见国将不国，便于光绪二十九年典衣举债东渡日本，进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教育，想以先进的教育方式拯救国家之危亡。后，应聘于日本横滨中华学校任教务。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回国前夕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来裕恂参加光复会除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意识外，更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这在他的《匏园诗集》中有充分的体现，如《倭寇行》，谴责了日本的侵略罪行，《游江北岸》则抨击英国等列强侵华；《读公车上书》，颂扬康有为“联合公车情允洽”；《闻皖省兵变》《闻秋瑾就义》二诗悼念了徐锡麟和秋瑾；在《武昌起义》中高歌“霹雳一声惊破胆，楚江风雨天昏暗……从今收拾旧山河，赤壁功成奏凯歌”。正因他对腐败的清朝已经深恶痛疾，因而对辛亥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然而回到现实又让他大失所望。他从日本回国后，原本想以新的教育方式启迪民智，可面对的仍然是官场的腐败和民众的穷困潦倒，仍然是封建余孽的顽固统治。辛亥革命后，他被聘为萧山县劝学所（教育管理机构）所长，尽管他对萧山的教育状况并不陌生，但还是作了次普遍的调查，调查发现只有官办的中西学堂（后来的仓桥小学）有点新式办学的体制，但规模太小，学生不多，究其因是民众思想尚未开化，对新式教学并不信任，宁愿请老夫子开办私塾，也不想进“洋学堂”。在县城虽然还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些女子学堂，但均为私人创办，更谈不上什么规模，而教学内容则以“女红”为主，聘用的老师仍然是那些封建的老先生，另外虽有几所教会办的“新式学堂”，却有做“礼拜”等洋教活动，对此来裕恂不仅不赞同，更为反对。

　　进入“民国”后，他对全县教育做了番整顿，从实际出发劝导乡村的私塾进行改良，废除旧的教育读本，启用新式教材，又在县立中西学堂创办了师范科，以培养新式师资。将劝学所正式改名为县教育科，由县署（政府）出面，将祠堂公产等公共收益用于教育事业。经他的努力，至次年萧山全县新式学堂有所发展，也开始为广大民众所认可。

　　“民国”二年，他由省教育厅调任绍兴县教育科长（相当于教育局局长）。为掌握绍兴的教育现状，他不辞辛劳地跑了绍兴农村的马鞍、柯桥、三江、禹陵、柯岩等许多乡镇，原以为绍兴作为府治，人文荟萃，教育或许能够鼎新。但看到的仍然是以私塾为主，仍然是“知乎者也”的老调。于是他亲力亲为创办了绍兴习艺所，创办了绍兴师范学校，不遗余力地整顿了各地学校，劝导私塾改为学堂，劝导士绅将祠堂祭田收入和寺庙的收入，作为教育经费。在他和在绍兴士绅的共同努力下，开办了绍兴通艺中学堂，内设法政科，开了浙江全省的先河。

　　新式的教学课本虽然已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等，但一般民众却接受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困难重重。其后，他任教于杭州甲种女子职业学校、葫芦岛航警学校，先后到过多地任教或担任教育科长，然而现实彻底粉碎了他的“教育救国”理念，他终于明白不改变社会现状，在军阀政府统治下，教育只能是个“花瓶摆设”，何谈教育救国！他对教育事业的前途感到渺茫，回家编写《汉文典》。

　　做县长赔了老本

　　辛亥革命胜利后，因他参加过光复会，萧山县首任知事卢观球任命他为教育科科长，次年，省公署又任命他为绍兴县教育科科长，同年10月被聘为浙江省公署委员，“民国”三年转任开化县教育科科长和余杭县民政科长。可来裕恂不善做官，教育科长一职倒有点业绩和创意，而民政事务，他一筹莫展。当时的民政科在官场上是个美差，有提拔下属的权利，搜刮民脂民膏更不在话下，但他不会。勉强地在余杭县民政科长位置上坐了一年便告退还乡，正好萧山县开始编修县志，任命他为分纂，这合他的个性，欣然接受。不料编纂县志搁浅，他又先后被安排到钱塘道道立师范和杭州甲种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倒也乐意。1923年，被调任到辽宁任东三省航警学校上尉教官，因为仍是当教师，也还勉为其难，但到了1926年任命他为东北舰队镇海军舰任上尉书记官，因要与长官打交道，他就感到为难了，只好身在曹营心在汉，躲进办公室顾自编撰他的《匏园诗集》《匏园诗集续集》。北伐胜利前夕他已回乡，此时他原有的一些学友、朋友都飞黄腾达起来，唯有他仍蛰居乡间。时任省民政厅厅长的挚友马叙伦来看望他，见他生活清贫，于1927年6月任命他为绍兴县县长。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一次出任七品芝麻官。绍兴是浙江的一块“肥肉”，作为一县之长，稍微动点脑筋便可财源滚滚。马叙伦也是想让老友在任上能够调剂一下生活，没想到来裕恂只会读书写文章，就是不会做官。一到任上，县政府的庶务科科长便开始忙着为他做寿，借此大家都捞一点，不曾想到来裕恂实话实说，说自己的生日早已过了，还做什么寿！庶务科长落了个没趣，三班衙役也捞不到油水，就此与他结下了事事掣肘的怨结。因时局混乱，途经军队频繁，今天一个团、明天一个营，强要地方摊派军饷，县署职员建议由商会筹措，借以经手自肥，来裕恂不愿增加商家百姓的负担，把自己历年工薪、稿费节存的储蓄拿出来应付局面，但应付了一批，却应付不了多批，来裕恂捉襟见肘，无法支撑，加之他早已嫌恶官场，在未经上司批准的情况下便挂冠而去。至此，做了不到六个月的清官，不仅落得两袖清风，还被僚属讪笑。县署管账的倒也有心，为他的付出作了笔录：“公以廉洁故，至卸任后清算交代，实赔累三千六百十三元六角八分三厘。”来裕恂只得变卖家产沙地7亩余、耕地4亩余，屋一间半，用以偿还在任时的所谓欠债。

　　来裕恂在绍兴任上虽然仅半年，但作为一县之长的政绩倒是斐然，革除了历年来不正当的税收，将无业游民组织起来创办了平民习艺所以自给，大兴水利，减轻了是年旱灾引发的灾荒；留意于市政建设，劝导街道两旁店家，不乱占用街道，并组织拓宽街面，修建了一些危桥或有碍于交通的桥梁；对关押囚犯给衣、给扇席、给糕饼、给痧药，还亲自讲解佛经，令囚犯忏悔；对于兵差，于平时供给外，又千方百计筹募开拔费，免除了对百姓的骚扰；对于教育更是不遗余力，既增设了师范学校，又增添和整顿了各乡镇小学；对于工商的罢工风潮、复工手续，均能做到劳资双方情感不绝；对于地方公益，更将自己的薪俸悉数奉公，维持公益，凡此等等，老百姓有口皆碑，他却有苦难言，别人做官发财，他为官仅半年反赔累了自己大半家产和历年积蓄。老友马叙伦对他的淡泊名利深感敬佩，想予以资助，来裕恂却佯做好汉，加以婉拒。

　　包装纸上修县志

　　来裕恂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加之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可谓满腹经纶。他平常作诗既是习练，也是自娱，歪打正着，他后来编成的《匏园诗集》及其续集，既抒发了自己的情怀，更记载了许多掌故逸事。至于著述更是他一生至爱，即使生活穷困潦倒也笔耕不辍。

　　《汉文典》历时两年而完稿。光绪三十二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来裕恂是熟读四书五经的饱学之士，著《汉文典》既需要有扎实的国学根基，尤其对训诂之类更为重要。他著《汉文典》是要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疆而正之，绻而晰之，示国民以明了，并由此而保存国粹。

　　《中国文学史稿》是他又一部力作，原为清末受聘海宁中学堂而编的授课讲义，至21世纪初才被发现后由王振良先生整理出版。是书的“文学”概念并非纯文学，而是包含了“文章”“经学”“道学佛教”等诸多方面，大体而言是对上古时期文学的探讨，是对经、子、史、集等学术衍变探讨。其宗旨在于使初学者知晓古代文学衍变大势，了解各时代的学术动态，从而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以顺时势。是一部颇具学术性的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框架建立的理论典籍。写作这类艰涩的通古今之变的著作，如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是无法想象的。来裕恂既有对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探讨，更多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执着的钻研精神。

　　来裕恂第一次参与《萧山县志》编纂是在1915年，时任萧山县修志局分纂，此事因当局不了了之而告终。1916年来裕恂到新昌县参与编纂《新昌县志》，任编校。其后，又参与了杭州玉皇山志的编纂。最艰难的是他参与第二次编纂《萧山县志》。1948年，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时局的不安可想而知。但县政当局为粉饰政局，成立了一个形同虚设的萧山修志馆。其时，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全县的财政早已捉襟见肘，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修志？可来裕恂却本着对桑梓的关爱，没有轻易放弃，既然担任了修志任务，就一定要设法将它完成。政府不过问，他借着“萧山县修志馆”这块牌子，独自一人修志！工薪无从谈起不说，连编写的稿纸都没有一张。但他不怕困难，用当时流于民间的“杭州宓大昌旱烟作坊”的包装纸书写。这样的修志在修志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他基本上完成了此志的初稿，计十四卷及余志一卷，共约80万字。记录了从“民国”元年至三十七年间的萧山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还在编目设计、内容延拓等方面摆脱了旧志的窠臼，有所创新和突破。限于时局，他无法取得较为详尽的资料，致使全志存在许多残缺，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难得的资料，是萧山新中国成立前编纂县志的殿后之作。完成此志稿后根本无法印行，只得藏于家中，去世前又将手稿藏于浙江图书馆。直到上世纪80年代重修《萧山县志》时，由其孙来新夏教授主持校订，政府出资，于1991年交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来裕恂的著述除上述以外，尚有《春秋通义》《中国通史》《姓氏源流考》等等，说他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并非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