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是年轻人说爱的日子。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上世纪四十年代硝烟下的爱情,献给懂爱的人们。
这是让70年后的我们,都自惭形秽的质朴与浓烈:
——“未知你可有我的影像在你脑海,自去年至今我们的接交也差不多将近二年之时,到现在我要问你一句,是否你到底从内心的赤挚的心和我结为永久伴侣?”
——“我仿佛觉得你仍在我的身旁低声温和的倾诉着笑,远远的怪怕羞地,又使我堕入美的梦境里。”
——“我的身世我的处境以及性情你都知道,是和你同样地经不起刺激,简直不能经——爱的刺激,虽然相互的猜异原是双方真挚情感的流露,愈是猜疑相互也愈是坚固,也许这就是热爱的原则。”
——“珍,这时我真不想睡呢,最好能和你并肩的诉述着、欣赏着,以我俩的影子来点缀这个夜晚。”
——“上海如此动荡,米价如此暴涨, 而你家仍不迁居,真使我梦寐不安的焦虑着。万一到了上海,时局突时变化起来,但在我,只要能够会到了你,纵然是遭遇意外的险机,也是在所不惜,心所安愿的。珍!我真的会不怕一切的赶了出来,如果能相聚在远地的爱人于一起。”
……
在落款处,还能看见这样的期盼:
——“仰头整颈的望你来函。”
——“愿柔和的春风带给你好音,并赐予幸福与我那亲爱的人儿,请珍重吧!”
——“为了我,你该小心爱护着自己。”
——“你底人儿,珍。”
——“我想在本星期日(廿六日)的晚上六点钟你仍在美琪戏院等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和你谈。”
……
对于爱情,李兰珍从不含糊。
这段关系,余汉钦笃信坚守。
尽管,好几封信是在炮鸣中写下的,许多等待在硝烟里望眼欲穿。
这些信纸像是被战火撕碎的爱情绸缎,任何一封都能编制美妙的情愫,或绚烂,或惆怅,或延绵,或悲壮……其中满怀了对情感的渴望,对时局的担忧,也掺杂着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未来的希冀。
如将他们一一品读,心中便是一幅又一幅画面——
李兰珍在落款处斟酌了一会儿,写上“底儿”两字,红着脸写上了“珍”。又想了良久,在收件人“钦哥”之后加了一句“吾惟一的安慰”,顾不上已跃然脸庞的羞涩,便揣着一丝温热尚存,将信纸折叠,趁天色未暗,匆匆出门寄信。
李兰珍和余汉钦总是聚少离多。一别通常是几个月。于是在信中,四季的变幻显得浓墨重彩,像是对一场场相聚和离别的礼赞。他们常常借天气抒发情意:因为阴雨而更想念珍妹,因红日拨云而觉相会将近,因萧瑟的冬天深感时局难定,因炽烈的夏日感怀度日如年。
无论哪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对爱情的模样有自己的揣度。他们也不例外:时常担忧、疑惑,时间过去良久,对方是否对我如故;会欣喜、兴奋,约好某月某天某一次相会,便对此望眼欲穿。
但他们也有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深沉。他们总会谈时局,聊工作,商讨如何面对动荡,互勉初心不忘。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温柔。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结局。
“战局是结束啦。”李兰珍兴奋地写道,“使整八年中鞭抽痛苦下的人民,从苦海中挣扎起来,解决以后民食问题……”钦哥失业,只能独自回老家上虞避难。离别那天,他们说好了,一定要保持通信,不能断了联系。
终有一日,我们看见了这样一封信,钦哥的一位朋友在给余汉钦的信里,写道:新婚快乐,送上迟到的祝福。
70年之后,人们在男主人公余汉钦的老家发现了一大叠信,来自他们的两地书。
萧山吴越历史文书博物馆藏有“余光裕书信”188 封。这批书信出自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凌湖村余光裕家族,时间跨度从 1943 年至 1948 年。
李兰珍笔下的汉钦就是余光裕,出生于1922 年,通信时,他约莫20出头。他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先是担任会计,后与友人一起开办公司。李兰珍是上海人,在上海一家洋行工作,她毅然不顾世俗的眼光,和家在上虞农村的余汉钦结婚了。
这批书信详细记录了他在 1943 年至 1948 年间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包括工作的变动、与女友及同事朋友的交往、短暂蛰居乡间时的苦闷等。信中还真切地反映了 1945 年前后上海社会的各种情况,如日本战败前夕上海经济趋于崩溃,工厂倒闭,物价飞涨;上海光复后社会秩序尚待恢复,就业困难等。
旧时纵然纷乱,但人心却淡然。也许正是纷扰的环境,才给人一颗从容的内心。炮火击碎房屋,却让意志更加坚固,战乱阻隔通信,却让等待更加厚重。
我们今日仍写字,但字里行间再也埋不下四季的变幻和时间的轨迹。机器能敲打一行行文字,却敲打不开对方的心门。网络通信传输信息,却传达不了等待的意义。
什么都快了,唯有爱情这件事,只有慢慢的,才会熬成最长情的陪伴。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