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更新时间：2017年11月15日 15:12 内容来源：
作者:任宝凯
我1944 年9 月30 日出生于萧山新塘东京钱村（现浙东村），6 岁时就读东京钱村小学。一年后随母亲去上海与父亲一起生活，继续学业。高中时我偏爱外语课， 加之受担任外语课老师的班主任的影响，我立志今后报考外语专业。1962 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俄语专业。
我高中时加入了共青团，入大学后由于品学兼优，先后担任班长、团支书，并被学校评为“三好班长”。学生干部的工作锻炼了我组织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大二暑假时，我作为全国首批地方大学生到解放军连队接受了军事训练，使我对部队生活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我遵守纪律、严于律己的优良品质。所有这些经历对我后来所从事的军事外交情报工作都有一定帮助。
1965 年，在我国即将加入联合国前夕，出于外交工作的需要，国家决定从各大专院校外语专业及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学生到国外学习驻在国语言，以培养各语种的高级翻译。经学校推荐、高教部审定，我被确定派往波兰学习波兰语。 1965 年夏，我来到北京高教部报到，经短期培训后，于8 月正式开始了我在波
的留学生涯。我刻苦学习波兰语，努力学好、学地道。
1969 年春，我完成在波兰的学业后被分配到部队工作并入伍。其间，我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1 年，我被第一次派往驻波兰使馆武官处工作，时任译员。在此期间，我充分发挥自己外语好、对外交往能力强等特点，努力工作，当好武官的得力助手。为了配合武官更好地开展与东西方同仁的交流，除继续做好武官的波文、俄文译员兼秘书外，我还挤时间积极自学英文，在武官对外交往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76 年我任满回国。其后，我又先后两次赴驻波兰武官处工作，分别是1979
年至1984 年和1987 年至1992 年，先后担任了武官秘书（译员）、武官助理、副武官、
代武官等职。在回国工作期间，我分别于1985 年与1992 年被选派到军事学院和国防大学学习，深入学习了军事知识，增强了军事理论，提高了军事素质。结业考试时，我取得了全班最高分。
1996 年8 月，经国防大学学习与国内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我被任命为驻南联盟使馆陆、海、空三军武官，正师职、大校军衔。相比前三任在波兰轻车熟路的工作， 到南工作，我国情不熟、环境不熟、人员不熟、语言不熟、新国家、新情况。
为了尽快打开对外工作局面，我凭借自身的优势，扬长避短，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并潜心研究有关问题，在不长的时间里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我还针对武官处原存在的一些问题，着力加强了处内自身建设，努力使武官处每位同志的头脑中牢固树立“忠诚、睿智、勇敢、奉献”的军事外交工作理念。
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化解了同事间原存的误会与隔阂，维护了处内团结及与使馆其他单位的良好合作关系。为了更好地拓展对外工作，我本人除使用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外，又刻苦自学驻在国的塞尔维亚语，极大地方便了我与南各界人士的交流沟通。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武官处对外工作局面打开了，武官处内外团结加强了，形成了团结奋斗、齐心协力谋工作、谋成果的良好工作氛围，为武官处身处军事外交工作第一线、全面履行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站好岗、放好哨的崇高职责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999 年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公然绕过联合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对南联盟实施狂轰滥炸。此战争举世瞩目，它关乎世界局势的走向。此战争也是迄今为止科技含量最高的现代化战争，是作战双方军事实力十分悬殊的一场战争。面对这场战争，我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我们武官处人
员发挥优势，准确及时把握战争进程、观察研究双方战法，尤其是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大好时机。
战争就是命令，为了完成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任务，我率先垂范带领武官处全体同志，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情况保障工作中。尽管炮火声、爆炸声、警报声连日不断，作为武官的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深入地开展对外活动，力求获取最新最重要的第一手战场情况。
当地时间5 月7 日晚，美国公然违背《国际法》，用导弹袭击了我驻南大使馆，暂
住使馆的三名记者殉职，我本人受了重伤，在废墟中被埋了9 个小时后才得以救出。美国的野蛮轰炸使我得了重度脑挫裂伤，一直昏迷不醒达四五天。我受伤后， 在火与生命的考验面前，我武官处其他同志牢记自己的使命与我处的工作理念，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了保护国家机密安全与救助使馆其他同志的战斗中，充分体现了 当代中国军人在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巨大担当。
在使馆被炸之前，为了保护处于战争危险中华人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还根据国内的指示和有关的安排，成功地牵头组织实施了一次撤侨行动，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政府组织的成规模的撤侨行动。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在主管侨务的使馆领事部的同志积极配合下，对在南数千名华人华侨逐一进行了摸底调查、说服动员、登记造册等工作，并为拟撤离者办理相应手续。在大使的主持下，我们拟定了撤离路线报国内批准。
最后，使馆领事部与我又分别通过各自途径照会驻在国和告知北约，将我拟撤离路线与撤离车辆等通报给他们，要求驻在国为我提供过境方便，要求北约不得误炸，确保我撤侨行动绝对安全。
临出发前，我作为指挥者作了行前动员，向华人华侨转达了国内和使馆领导对他们的关心与问候，简介了战场形势，宣布了撤离路线与人员编组，明确了有关纪律和注意事项，包括一旦出现意外时的应急措施等。由于国内领导有力，使馆组织严密和各单位的密切配合，在保持高度戒备的情况下，经数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把满载华人华侨的10 辆大巴安全地护送到了无战事的第三国，向国家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对于我本人及我处在整个科索沃战争期间的工作，国内给予高度评价。中央军委为我记了一等功，总参谋部给我所领导的武官处授予了“英雄武官处”的光荣称号。
随后，我被晋升为副军职，授少将军衔。我受伤回国住院治疗期间，党、国家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都前往亲切看望，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及我萧山、新塘的家乡领导。在而后的日子里，我还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国家所给的荣誉及领导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我。2000 年中，我伤病刚得到初步治愈，我毅然要求重返第一线，继续为我军事外交工作出力。返馆后，在工作与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我不负众望、不辱使命、积极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与时机及个人的优势，攻坚克难，深入工作，在武官业务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新的不菲成绩，也为我国防军队现代化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一度成为我武官战线的一面旗帜。2003 年9 月，我退休回国，结束了我整个工作生涯。
作者： 编辑：唐超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