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四问》等，其中诗集《行吟长征路》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散文集有《外婆家的曙光》《桃木剑》。长篇小说《日出东方》获国家图书奖。

　　2008 年是黄亚洲颇为忙碌的一年：2 月赴冰冻重灾区贵州采访；5 月作为中国作家赴四川采访团副团长，前往地震灾区采访；9 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出访了塞尔维亚……在这些日子里，他都在用诗歌表达着自己对所到之处的情感。

　　“这是一次真正的造山运动/鼓紧的，是中华民族全身的肌肉/……我们从地球的深处，挖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要把她们小辫子上残损的蝴蝶/一只又一只，重新放飞到五月的花粉里……”杭州诗人抗震救灾诗歌朗诵会上，黄亚洲深情朗诵连夜为灾区创作的诗歌。

　　看看由焰火表达的激烈的战争/到北京来吧，看看运动员/看看她们如何用鲜花般的嘴唇/在热烈的八月，表达奥运之吻……”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之时，黄亚洲在

　　《光明日报》上开辟诗歌专栏，每天唱诗一首，一共发表了16 首关于奥运的诗歌。

　　1970 年，22 岁的黄亚洲上山下乡，到嘉兴地区，种过稻、茶，当过丝厂工人，在

　　那里生活了20 年。“诗歌是最简洁、最具情感包容度的文学体裁，一首诗只有几十、几百字，却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黄亚洲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创作颇丰的剧作家。他的编剧历程可以从《开天辟地》说起。这部全方位反映中共建党历程的电影，1991 年在全国一炮走红，也把剧作家黄亚洲推向全国，该片获第十二届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名噪海内外的长篇小说《日出东方》，包括改编的22 集同名电视剧，也使黄亚洲为全国观众所熟悉。

　　事实上，黄亚洲创作内容十分丰富。比如他早期创作的儿童题材电影《落河镇的兄弟》，就先后获德国法兰克福电影节双奖、第五届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铜开罗奖”、第十二届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联合国宣言奖”等。此外，他与人合作的五十集巨制电视剧《上海沧桑》在全美放映，在美华侨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反映香港、澳门回归的十六集电视剧《大命运》，在港、澳地区受到欢迎。

　　在旁人看来，诗人是一个聆听内心的角色，而编剧则是向外迎合观众的角色，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态，黄亚洲是怎样在两者中间游刃有余的？黄亚 洲说，剧本与小说、诗歌等创作方式确实不同。他起初写了十年诗，后来十五年中 主要写剧本。在主题提炼、结构把握、艺术品格方面，写诗经历对写剧本是有帮助 的。写剧本需要敏锐地捕捉时代的信息，要替出资单位着想应该达到什么效果，要考虑实际拍摄的难度，还要推测拍好后的各种政策瓶颈问题，当然，这一切考虑的 基础还应该是老百姓的口味与需求。

　　“说句玩笑话，我的创作是一为碗筷，二为愉快，生涯是‘两快哲学’。碗筷不可不顾及，但创作快感是最重要的。”黄亚洲说，在短时间内到天南地北去体验生活， 去揣摩反差极大的人物心理，刚写完上世纪90 年代的开放都市，马上又要沉浸到

　　上世纪30 年代的硝烟中去，这很刺激。他说，接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一个挑战，这里面有极大的精神愉快。

　　黄亚洲祖父是萧山蜀山街道老屋村人。“我祖父黄景森在他十二岁那年挑着一根扁担到杭州谋生，但萧山有我的根。”黄亚洲说，曾祖父的墓还在萧山，所以这几年他经常回萧山，对自己宗族的历史也有所研究。

　　“十里埭上黄，旗杆多如讨饭棒。”黄亚洲介绍，这句萧山俗语所说的就是老屋 村一带的风貌，那时聚居十里埭上的黄姓，在明清两朝一连出了几十个举人进士， 门口旗杆热闹得要用“讨饭棒”来形容了，可见光耀得很。

　　在孜孜不懈地追寻下，黄亚洲找到了自己祖辈们的渊源：早年，从诸暨迁徙到余姚发家的黄家老二和从诸暨迁徙到萧山老屋村发家的黄家老大，原是嫡亲两兄弟。这两支黄姓后来都发展得很繁茂，余姚那支后来不仅出了一代大儒黄宗羲，也出过上海滩大佬黄金荣。而萧山老屋这一支，在文笔峰下又耕又读，老老实实，加班加点，“旗杆多如讨饭棒”，一不小心弄出了一个高达8 米半的大牌坊——皇上赐予的“甲科济美”石牌坊，牌坊上一溜儿刻有十三个黄姓进士的名字。

　　“大约十年前，我曾经陪父亲去老屋村走了一趟。当时一些村中老人还记得我祖父家的事情，非常热情地送了我们鸡蛋等礼物。虽然我的父亲并不是萧山出生和长大的，但对家乡充满感情，这种情感大大影响了我，使得我滋生出一种对萧山的眷恋之情。”黄亚洲说。

　　在黄亚洲的眼里，萧山有很多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他说，湘湖是他血液的源头，值得不断探寻。萧山除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也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有著名诗人贺知章，有跨湖桥文化等，这些文化资源值得进一步挖掘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