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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危害堪比常见有害生物,甚至更甚!

更新时间:2017年1月20日 15:35    内容来源:   

  在防范和打击邪教实际工作中,经常有人把邪教比作“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或形容成苍蝇、蚊子等其它常见有害生物。那么,所谓常见有害生物,通常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存产生危害的生物,包括所有有害的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中的细菌和病毒等,甚至于某些田间杂草、异草等,因其对农作物生长造成威胁,也往往被看成是有害生物。

  笔者是一名反邪教志愿者,通过多次查阅生物学有关资料,惊奇发现:当今邪教种类繁多,活动猖獗,危害频频,相对于这些常见的有害生物,除了在种群分布、习性特征等方面堪有一比外,邪教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在许多方面甚至还要超过有害生物。谓予不信,可随笔者进行一番比对。

  一、 邪教与有害生物相比较都具有现实危害性,但其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均不胜枚举。

  首先来看常见有害生物究竟有哪些危害?如前所述,常见有害生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活动猖獗,尽管危害程度要略逊于邪教的危害程度,但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危害也很多,并非本文所能尽述。因此,笔者仅从手头现成材料中,侧重抽取一二,以供管窥。

  例如,极易传播人类疾病或引起人畜共患病的有害生物,也称病媒生物,就有蚊、蝇、蚤、鼠、蜚蠊(蟑螂)、蜱、螨、蠓等。别小看这当中的小小蚊子,但它可传播疟疾、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等多种严重疾病,轻则使人致残,重则致死,其易感染者80%为5岁以下儿童。其中,疟疾作为世界第八大致命疾病,经证实,主要是通过吸食人畜血液的按蚊传播。众所周知,我国曾是该病传播和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防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效,患病人数已由1955年的6000万人,降低到2013年仅有3000人。从全球目前看,仍在大规模流行的,主要是南非一些国家。

  而老鼠则能传播30多种严重疾病,其中鼠疫是通过老鼠本身及其体表跳蚤传播鼠疫杆菌为主的烈性传染病,能广泛流行于人类、家禽牲畜与野生动物间。这种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因病死亡者数以千万计。如19世纪末的鼠疫大流行,总共波及6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死亡1500万人,占当时疫区人口的四分之一。我国在解放前后也曾发生多次大流行,其中1950-1955年鼠疫在云南16个县域流行,发病2242人,死亡480人。此后,半个多世纪全国未见典型疫情,直到2009年8月,在青海省某地发现源自家狗与野生旱獭接触传染的鼠疫,而根据有关部门监测,该地曾是天然鼠疫杆菌流行地,当时正是人和动物间传播鼠疫的活跃季节。

  当然,除了传播和传染各种可怕疫病外,常见有害生物的危害还有很多,可以说,在不同的行业和职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危害。其中就有:危害建筑和建筑材料的有害生物,如白蚁、木材甲虫等;仓储类有害生物,如面粉甲虫、谷物蛀虫等;纺织品害虫,如地毯甲虫、衣鱼等。在农业中的害虫更多,如蝗虫、棉铃虫、玉米螟、稻飞虱,以及红蜘蛛、菜青虫和各类蚜虫,还有林牧业中的松毛虫、天牛虫和牛蜢、羊蜱蝇,等等。

  倘若加上广义上的有害生物,尤其是入侵的外来有害生物,其危害程度更是可怕、惊人。如原产于北美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引入我国后逸生为恶性杂草,与周围农作物或其它植被争阳光、争肥料,已对多地农业生产、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构成严重威胁。又如,原产于南美洲和巴拿马运河一带的红火蚁,因其食性杂、攻击性强,且繁殖迅速,可大规模扩散,往往带来严重的生态灾害,包括对人和牲畜的危害,2004年从台湾流入境内,目前已在广东、云南、福建等南方多个省份蔓延。

  如果说,常见有害生物具有这样那样的现实危害,难以一一列举,那么,当今邪教所产生的各种危害性和破坏力,简直是罄竹难书。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邪教对于人类社会的危害是多领域、多方面的。与常见有害生物相比较,邪教不仅残害人的肌体,而且毒害人的灵魂;不仅有许多直接或间接危害,还有更多、更广泛的潜在性危害。有专家曾列举出八大方面的危害,分别是:1.扭曲灵魂,迷失人生;2. 破坏生产,扰乱秩序;3.泯灭亲情,毁害家庭; 4.侵犯人权,残害生命;5. 制造恐慌,迷惑人心;6.强取豪夺,暴敛钱财;7.滋事闹事,妨害稳定;8.对抗政府,危害政权。限于文章篇幅,笔者也只能从中列举一二。

  比如,邪教在扭曲灵魂、丧失人性、破坏婚姻与家庭等方面,在我国当数李洪志的“法轮功”和赵维山的“全能神”。其中,“法轮功”练习者因痴迷李洪志歪理邪说,在走火入魔之后,心甘情愿选择自杀,或有病拒医拒药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法轮功”肆虐时期,全国死亡人数超过1600多人,给无数的家庭酿成了悲剧,如“天安门广场自焚案”等。“全能神”邪教极力煽动成员抛弃家庭,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痛苦。如某地134名“全能神”成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常年在外从事传教活动,并且长时间不与家人联系,从而导致家庭不和,夫妻感情破裂。这些年,因迷信“全能神”造成男女双方离婚,或丧失人性、滥杀无辜的,在全国各地可谓数不胜数、举不胜举。去年5月28日发生在山东招远的“全能神”杀人案,虽然罪大恶极,举国震惊,但也只是其中的突出一例而已。

  无疑,国外邪教也大多如此,几乎每个邪教的背后,都有一连串的罪恶。比较典型的如:在1978年11月18日,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共有913名信徒集体自杀,包括276名受蒙蔽儿童,凡是拒绝自杀的人均被强行灌下氰化物,或枪杀、勒死,现场横尸满地,惨不忍睹。还有遍及欧美的“太阳圣殿教”,从1984年开始创立,通过在多个国家发展信徒,逐渐坐大成势,当私藏军火、侵吞资产等丑行败露后,其教主在1994年至1997年,连续发动三起自杀、谋杀事件,先后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有5名儿童,最小的只有4岁。让世界更为震惊的是,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参选日本政治核心图谋失败后,竟操纵信徒对社会进行疯狂报复,于1995年3月20日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共有5500多人受伤,其中12人死亡,14人终身残疾。

  二、 邪教相对于有害生物具有更多更大的潜在危害性,其中,有害生物可以击垮一支军队,而邪教则可毁掉一个政权甚至一个国家。

  笔者认为,与常见有害生物相比较,邪教所造成的种种现实危害,虽然可恶可恨但并不可怕,毕竟最终都难逃法律的重锤和历史的惩罚,更逃不脱螳臂挡车、飞蛾扑灯的可悲下场。邪教最可怕之处在于,它给人们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以及给国家、给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性。尽管人们也非常惧怕某些有害生物,因为它们会传播瘟疫、严重威胁人的生命,但相对来讲,更为害怕的还是邪教。

  譬如在“招远血案”发生后,为什么众多目击证人不愿暴露身份,并且无一人敢出庭作证,正是担心受到“全能神”邪教的血腥报复。可见,邪教作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多么深的危害。换句话说,有害生物给人的心理危害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邪教带来的心理危害则是“一人被蛇咬,十人十年怕井绳”!

  尽管有害生物有“蝼蚁之穴,可毁千里之堤”的说法,也有小小虱子能够击败一支庞大军队的历史事实。如法国拿破仑浩浩荡荡的60万大军,在1812年入侵当时的俄国,不料在战争打响之后,就有士兵因感染疾病而大批倒下,军队士气急剧跌落,战场情势也急转直下,人员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不到3万人,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而最大元凶正是不起眼的虱子,由虱子传染斑疹伤寒等致命疾病。这次对俄战争溃败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走向灭亡。

  但是,邪教也有着同样的甚至比有害生物更大的魔力。根据我国古书记载,创立于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邪教之一,就曾对王朝统治发动谋变,历经十余年,招募信众数十万,组成黄巾军发动了“黄巾起义”(也称“黄巾之乱”),尽管起义在十个月后被镇压平息,但王朝政权也受到致命冲击,很快形成名存实亡的衰落局面,历史从此被改写,转而进入军阀割据、分裂对峙、各霸一方的三国时代。

  三、 邪教与有害生物都在秘密和隐蔽中滋生,而防范和控制邪教更需要强化综合治理。

  事实上,当今国内国外的很多邪教,都有这样的潜在危害性,其最大或最终目的,就是要推翻现政权,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宣称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日本“奥姆真理教”要建立所谓的“自治国家”,韩国“统一教会”则要建立统一世界各教派的“世界家庭”,而我国的“主神教”明确提出“要推翻人的国、建立神的国”,“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的政治野心更直白,公开叫嚣“天灭中共”,“打倒大红龙(指共产党)”等,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国家政权。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在某些“全能神”活动猖獗、形成气候的地方,就曾出现暗中插手村级选举,鼓动信徒信众串通一气,将选票投给他们“圈定”的候选人。正如法国邪教问题专家让?皮埃尔?皮拉德所说:“邪教在秘密和隐蔽中滋生,在黑暗中发展,以神灵或玄奥作掩护”,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谋取政权和金钱。”

  综上,当今邪教相对于常见有害生物,其危害程度确有一定的可比性,而且二者从简单对比来看,其可恶指数也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是,常见有害生物是大自然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邪教的产生与存在,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怪胎”。不仅与现代科学文明和健康生活方式相悖,也同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抵触。对于有害生物防治,目前在生物学界的主流观点,比较倾向于综合防治(integrated control),即:在加强监测和信息预警,引起全社会广泛重视的基础上,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的原则,因地因时制宜,综合采取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环境治理与改善等多种科学有效办法,将有害生物种群密度和危害程度,努力控制在不足为害的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这对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也有借鉴意义,近年来各地在反邪教斗争中,纷纷尝试和推出形式多样的反邪教措施,包括科普反邪、文化反邪、体育反邪、宗教反邪、家庭反邪、校园反邪等,但这些措施大多属于“防”的范畴。如何在“治”字上大做文章,也可从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策略中,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举措和办法,把铲除邪教滋生土壤、挤压邪教活动空间等捆在一起抓,更注重各种打击措施和惩治手段同步上。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把打击邪教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明确提出要“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这既表明了中央对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又为各地开展反邪教斗争和综合治理邪教指明了方向。



作者:  编辑:方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