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5年9月21日 21:11    内容来源：萧山网   

　　杨建营

　　（浙江工业大学体育科研所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为使中华武术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民族的发展，重点研究了武术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得出以下结论：中华武术精神集中体现于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头的《周易》中提到的“刚健自强”；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必备、当代青少年之所缺；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正是培育青少年民族精神，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回归“文武一体”的文化模式，大力开展武术教育，才能使武术精神实现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传统；武术；文化精神；价值

　　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Wushu’s cultural spirit

　　YANG Jian-ying

　　(P.E.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10014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Wushu contribu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the paper focus to the modern value of Wushu’s cultural spirit. Conclusion is given as followed: the spirit of Wushu can be summed as “virility” and “self-reliance” in zhou-yi,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spirit is necessary to nation’s rising and youth’s grow; the modern value of Wushu spirit is to cultivate youth’s national spirit and contribute to nations’ great rejuvenation. Only returning the culture mode of the unity of civil and military and carrying out Wushu education can the modern value of Wushu spirit realized.

　　Keywords: tradition; Wushu; cultural spirit; value

　　1．传统的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刚健自强

　　中华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孕育而成，无疑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可用“刚健自强”概括。“刚健”和“自强”语出《周易》，其“乾传”有“夫乾，刚健中正为主，纯精不杂之至也”“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之句，另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而不息，天之运也，自强而成德者，君子之事也”之句[1]。将“刚健”和“自强”连在一起，意指“通过自身努力而奋发图强的阳刚之气”。传统的中华武术，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载体。

　　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是一种“刚健有为”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唐的盛世雄风，正反映了这种阳刚之气的激荡。然而，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强大而危及统治，所以逐渐弱化了这种精神。特别是自宋以来“重文轻武”思想日益严重，致使中国文化逐渐向“柔静”化方向发展。封建社会末期，这种柔静化的文化已几近“病态”[2]，很多资料显示的当时的大清子民呆板木讷、麻木顺从、毫无生气的“病夫”之状。正如姜戎所言：“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3]366，也如黎鸣所论：这种病态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巨大的忍耐性（乃至奴性）”的民族特点[4]。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之际，一个暮气沉沉、老气横秋，一个锐意进取、杀气十足，其结果立判。

　　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病态的过程中，其固有的“刚健自强”精神仅仅隐匿于少数精英身上，特别是广大习武人群之中。如民族英雄岳飞、勇赴抗倭前线的少林僧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之才的清初大儒颜习斋等等。20世纪前期，在国人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之际，“刚健自强”精神更是通过习武群体得到了进一步迸发。这不仅体现于挫败外国大力士的霍元甲、韩慕侠、佟忠义、蔡龙云等少数武林志士身上，更体现于以强国强种、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大批民间武术社团的蜂拥而起方面。从义和团的“保家卫国”，到精武体育会的“强国、强民、强身”，再到中央国术馆的“强种救国，御侮图存”，无不体现了民族危亡之际习武群体的社会担当。也就是说，广大习武群体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刚健自强”精神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脊梁”。

　　习武者何以具备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气质呢？——这得益于平时在攻防技击的对抗实践中的不断历练。具体而言，通过武术练习，特别是以文化精神引领的武术对抗实践，可以培养自信独立、果断勇敢、坚韧顽强的个性，百折不挠、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意志，临危不惧、临难不苟、遇事镇静的风范，敢于亮剑、不怕失败、勇于尝试的精神。而这些正是“刚健自强”精神在习武者身上的具体化。

　　2．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亟需培育“刚健自强”精神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其中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根据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都很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精神（不是一般的文化），即习近平多次强调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气神”。

　　为什么起最终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经济、军事、文化？如果是经济，那么，为什么鸦片战争时，GDP占世界1/3的大清王朝，却败给了GDP仅占世界1/20的大英帝国？如果是军事，那么，为什么甲午战争时，国力、军事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大清王朝，却败给了当时很弱的小日本？如果是政治、文化，那么，为什么政治制度高度完备、文化极度繁荣的北宋，面对金人的进攻，几乎不战而亡？这说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相反，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极其弱小、各方面均处于劣势时，就敢于面对强于自身数倍小日本、国民党、美帝国，而且战无不胜，为什么？——因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精神因素。以抗美援朝为例，弱小的新中国所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至极，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在精神支撑，谁敢开战？再看看上甘岭战役中挺胸堵枪眼的黄继光、391高地下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长津湖战役中如钢铁铸就的“冰雕连”等等，都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具体化。以“冰雕连”为例，一排排自愿军兵士宁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成冰雕，也毅然坚守，纹丝不动，这是什么力量支撑？

　　以上说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要素中，精神因素至关重要。姜戎曾对北宋“靖康耻”有过如下评价：面对金人侵略，“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3]388。

　　以上说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仅仅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但最决定性因素是精神力量。而目前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如上一部分所述，19世纪末东西方文化碰撞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已几近病态，20世纪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如：30年代前后张之江等曾效仿日本武道教育，将武术提升到国术的高度，通过建立的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来培育全民的精斗志神，但不幸的是，这种宏伟蓝图尚处于雏形阶段时，中华民族就遭到日寇疯狂侵略，以武术改变国人精神面貌的教育实践只定格于20世纪前期的一霎那。又如：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以“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的排山倒海之势，驱逐了一切侵略者，谱写了无数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话传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斗志，并且创立了新中国初期“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全民皆兵之势。然而，新中国初期在文化建设领域却采取了通过“砸烂一个旧世界”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新世界”。由于曾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依托的传统文化无法发挥作用，而新的精神依托也没有牢固建立，所以仅仅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涤荡，就出现了乱象丛生、精神沦丧、道德败坏的局面。正如解放军少将罗援所言：“现在社会上有个不好的现象，叫做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5]；也如郑强在被127次掌声打断的演讲中所论：“日本人宁愿喜欢黑人，也不喜欢我们，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了精神”；还如解放军大校戴旭在震惊国人的演讲中所讽：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大街小巷‘斗地主’”，当今的腐败绝不仅仅是官员腐败，而是“全民腐败”。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时代的青少年成长于娇生惯养的家庭环境、应试教育的学校环境、追求功利的社会环境，所以普遍缺乏应有的素质、素养和意志力。

　　在这种情况下，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面对社会乱象，新一届领导集体果断发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的号召。然而，如何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怎么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什么途径重塑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这一系列问题有优待深入研究。

　　实际上，“建立一个新世界”不一定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西方人经历了那么多追求科学、民主的革命，也没有推翻作为其精神依托的宗教，就连奥巴马的总统就职宣誓都手按《圣经》。不同于西方人的精神依托在于基督教，中国人的精神依托在于传统文化。只有到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铸起“刚健自强”的文化精神，才能重塑民族精神。相比近邻韩国、日本的教育，缺乏“武”化教育是当今中国教育之症结。郑旭旭等的研究指出“经过学校教育的日本人，几乎都接受过武道的教育。日本男子不是练过剑道，就是练过柔道，女子则是练薙刀或弓道”[6]191。而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调研显示“作为国粹的中华武术，在中小学的开展状况很不乐观。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7]。也就是说，中华武术在当今教育领域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之所以主编《阳刚男孩》这套丛书，是有感于多年前去新疆吐鲁番参加笔会时看到的一群日本孩子在40多度高温下行走[7]，当时这情景触发了他的深度思考：“我们对岸的国家他们记住的是什么，我们忘记的是什么”。正是为改变当代青少年“过于阴柔，缺乏硬汉气质”的状况，他才毅然承担起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中华武术是否也应该承担起精神教育的社会责任？

　　3．以武术教育铸就中华文化的“刚健自强”精神

　　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勇武”精神的支撑才能挺直腰板。回顾历史，先秦时期的中华文化本来是“文武一体”的。周代的贵族教育体系中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艺，这种文武兼修的教育被后来的孔子所提倡，成为儒学教育体系中学生必须掌握的“六艺”。儒家文化的“三达德”——“智”“仁”“勇”，也不乏与“勇武”有关的内容。与儒家同为先秦显学的墨家提倡侠义精神，其尚力尚勇更是武侠之楷模。道家庄子之《说剑》早已成为研究先秦武术的必读之篇。先秦的各家思想学派都是文武并重、文武合一、文武一体。

　　然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开始转向，特别是宋以后，“文武分途”的倾向愈发严重，读书人几乎都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正因为文化的发展失去了脊梁，散失了应有的“精气神”，所以才导致了民族的软弱可欺，乃至接二连三地亡国。近代的“东亚病夫”之谓，既表现在身体上，更表现在精神上，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化出了大问题。自进入20世纪以来，从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的大声疾呼，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提倡武术，发起成立众多武术社团，再到张之江、蒋介石将武术提升为“国术，”成立官办国术馆系统，正是因为这些人都看到了问题之症结所在，都想重塑中华文化的“精气神”。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强调的“文武缺一，岂道乎？”正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至理名言。

　　中华文化的再次复兴，必须重塑刚健自强精神，以“勇武”精神铸就文化之“精气神”。国家的“勇武”需要军事强大，而全体国民的“勇武”，则需要武术教育，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更应大力开展中华武术教育。武术教育的立足点绝非仅仅一般意义上的获得防身自卫能力，而在于精神培育。因为无论徒手对抗还是持械对抗，都是通过直接击打的方式完成，这种在生命挑战时所培育的勇敢顽强精神，是任何一个运动项目所不具备的。同时，通过文化精神引领，完全可以把武术打造成培养“浩然之气”的实践途径。西方国家将其固有的竞技体育作为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近邻将其固有的武道作为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我们也只有把武术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让武术真正发挥应有作用，才能使广大青少年撑起民族文化的脊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决于文化，但绝非失去“脊梁”、散失了“精气神”的文化，只有恢复“文武一体”的文化模式，以武术铸就中华文化之脊，培育“刚健自强”的文化精神，才能够带来中华民族的魏然雄起。

　　4．以培育“刚健自强”文化精神为基点的武术教育模式

　　以武术塑造文化精神，实现“文武一体”的文化模式，实际上是“文”化与“武”化的高度统一。该文化模式首先要崇尚“勇武”，但绝不是提倡“好斗”，其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内心的强大”，即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这些内容既包括果断勇敢、坚韧顽强、临危不惧、敢于亮剑的精神品质，也包括尊重对手、体谅弱者、克制自己，修养身心的道德追求。日本数学家藤原正彦于2005年出版的《国家的品格》一书中提到的“敢于向勇者挑战，能体谅弱者”的思想值得借鉴，书中介绍了习武之人的道德标准：“一是不以大欺小，二是不能以众欺寡，三是男的不能欺负女的，四是不能手持武器与人打斗，五是对手如果认错或哭了，必须停止对他的进攻”[6]221。“敢于向勇者挑战，又能体谅弱者”正体现了“文”化与“武”化的统一。

　　根据“文武一体”文化模式的立足点和具体目标，大面积普及性武术教育首先应该选取以实战对抗为主体的教学内容，而非以技术规范、动作美观为评判标准的艺术表现型武术套路为教学内容。因为后者过于“文”化，脱离了武术的主旨，是一种新的体育形态，难以完成以上任务，而只有对抗类的武术才有可能培育果断、勇敢、临危不惧、永不服输的精神气质。其次，必须以文化精神引领，失去文化精神引领的武术必将走向粗野和暴力，只有通过“文”化来培养内心的仁德，通过礼仪来规范外在的行为，才能够把武术规范于培育“勇武”精神的轨道。

　　5．小结

　　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刚健自强”精神，可将其具体化为自信独立、果断勇敢、坚韧顽强的个性，百折不挠、不畏强敌、迎难而上的意志，临危不惧、临难不苟、遇事镇静的风范，敢于亮剑、不怕失败、勇于尝试的精神。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精神，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脊梁——“刚健自强”精神。无论从国家民族发展角度，还是从当代青少年成长角度，都亟需培育“刚健自强”的文化精神。传统的中华武术正是培育这种精神的实践途径。

　　只有大力开展以文化精神引领的对抗类武术，打造“文武一体”的文化模式，实现“文”化与“武”化的高度统一，中华文化才能走出困境，迎来生机，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同时，只有站在国家民族发展的高度，服务于国家战略，中华武术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其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卜商：《子夏易傳》卷一周易，清通志堂經解本：第1-3页.

　　[2]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一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271.

　　[3]姜戎.狼图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366;388.

　　[4]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121.

　　[5]罗援.中国要成为一流强国必须有尚武精神[EB/OL]. http://mil.cnr.cn/zgjd/201012/t20101213_507455306_2.html

　　[6]郑旭旭，袁镇澜.从术至道——近现代日本武术发展的轨迹[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191;221.

　　[7]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8]曹文轩.文学与门类无关 小孩也应读鲁迅[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02/c_125295803.htm.

作者：  编辑：姚晨曦